毛澤東傳發動「文化大革命」(4)

發動「文化大革命」(4)

　　《彙報提綱》的產生和發出，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等的不滿。

　　幾乎與《彙報提綱》的起草和發出同時，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後，從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近二十天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只有很少幾個人，除了看電影和看戲以外，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江青對紀要初稿很不滿意，交給張春橋修改，以後陳伯達也參加修改，然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這個紀要十分重視，在三月間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紀要稿原來就充滿著火藥味，寫道：「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紀要中提出的所謂「黑線專政論」，成為否定建國十七年來文化戰線上取得的巨大成績、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毛澤東第一次修改時，在這段話後加了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寫了下面一段話：「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了。」①（①毛澤東修改《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66年3月。）這個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中已傳開；後來經毛澤東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一個提綱，一個紀要，是明顯對立的兩個文件。它實際上向全黨公開了中央上層由來已久的意見分歧，形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毛澤東在紀要中加寫上述這樣一段話，表明一個全域性的大部署已在他頭腦裡醞釀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主張不去參加。他說：「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問題，他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3月18日。）討論其他問題時，毛澤東作了許多重要插話：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

　　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

　　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麼翦伯贊呀，侯外廬呀等

　　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

　　王將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裡的，

　　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掌握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區別於

　　買辦資產階級的。這是改變蘇區政策。這種區別是很靈

　　的，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

　　起來是不對的。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

　　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這是一場

　　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

　　批人。」「階級鬥爭展開的面很廣，包括各個方面，請各

　　大區注意一下，學校、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

　　各方面都要管。」

　　「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鄉勞動、

　　半工半讀、搞四清。再一個，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年輕

　　人，讓他們冒出來。」「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

　　場強的，有政治經驗的，堅決的。」(以上三月二十

　　日)①（①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5年3月18

　　日、19日、20日。）

　　毛澤東這種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嚴重估計，並不符合實際。參加這次會議的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主席在談話中談了曹操、司馬懿的當機立斷，講古比今，要我們的同志們不要優柔寡斷，要大膽，不要顧慮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記，1966年4月13日。）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必然導致對全域工作作出錯誤的決斷。

　　在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在一次小會上嚴厲地批評《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又批評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是半馬克思主義，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臺。列席這次會議的吳冷西回憶道：

　　「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

　　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

　　對我們說的。回到西泠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

　　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

　　風雨即將來臨。」③（③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

　　1995年2月版，第152頁。）

　　局勢繼續向前發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針對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根據彭真的意見在電話中向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責問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這件事，毛澤東生氣地說：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且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①（①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他還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②（②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了毛澤東幾次談話的內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嚴重破壞，黨內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個人領導已逐步取代党的集體領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書記處會議上對彭真進行了批評，彭真和到會的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③（③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關於當前學術批判等問題給毛澤東的報告，1966年4月12日。）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十四日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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