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文化大革命」(3)

發動「文化大革命」(3)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不到一個月，上海《文匯報》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寫的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文章把劇中的「退田」、「平冤獄」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說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要代表國內外敵人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臺執政。」文章對《海瑞罷官》產生的背景這樣說：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羅列的這些罪名都是根本無法成立的，文章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

　　姚文元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劃下寫出來的，寫好後給毛澤東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毛澤東一年多後曾對外國朋友講過：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

　　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

　　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

　　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

　　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

　　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

　　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

　　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

　　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

　　①（①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以極大的重視，表明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已經下定。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這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在《文匯報》發表評《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這件事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層增加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兩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他在天津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當地工作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就問：「我有什麼指示？」他們回答：「備戰，備荒，為人民。」毛澤東一聽，這個回答沒有提到他最關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問題」，很不滿意地說：「為人民講了多少年了。」他又問：「你們看，搞四清好，還是不搞四清好？」大家並不瞭解他的想法，回答說：「顯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澤東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11月12日。）接著，毛澤東離開天津繼續南下，經過濟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達上海。像往常一樣，沿途都找當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大家所談的，幾乎還是集中在農業生產和糧食、備戰和三線建設、領導方法、教育制度這些問題上。毛澤東自然很不滿意。不久後，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對陶鑄、王任重說：「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是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②（②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郁、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覺得還需要把火燒得更旺，才能打開局面。

　　這段時間內，光明日報編印的《情況簡編》有兩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裡面講到吳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說：「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於一九六一年『颳風』的時候。這是錯了。我的《論海瑞》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一九六。年寫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一九六一年要『颳風』。」他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志。還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①（①《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材料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另一期是《關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裡面說：「翦伯贊認為，現在學術界的顧慮並未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於百家爭鳴。」②（②《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澤東看後在旁邊畫了三個圈。到上海後，他得知北京各報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後來他在會見外賓時說過：「文章(指姚文。——引者注)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因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③（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澤東已把批判的矛頭進一步指向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這時，又發生了林彪誣陷羅瑞卿的事件。

　　羅瑞卿那時擔任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了幾個小時的彙報。彙報的情況現在已無從知道，但從葉群幾天後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瞭解，林彪誣陷的內容至少包括：羅瑞卿要奪取軍權；羅一貫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澤東思想、存在單純軍事技術觀點等等。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①（①毛澤東在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情況報告上的批語，手稿，1965年12月2日。）這裡所指的，就是羅瑞卿。一個多月後他又說：「現在折中主義思想實在不少。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義。」「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統率經濟。」②（②毛澤東同中南局書記和各省負責人談話，1965年1月16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2月3日。）

　　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事前不知道會議的內容，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葉群在會上分三次作了約十小時的發言，繪聲繪色地捏造事實，說羅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羅瑞卿在十二月十一日被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的機會。這次會議，確定了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五條意見：「一、性質嚴重，手段惡劣。二、與彭、黃有別。三、從長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績。四、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五、領導有責。」「處理兩步走，調動職務，不搞面對面，冷處理。」③（③王任重日記，1965年12月28日。）不久，毛澤東同江西省黨政負責人楊尚奎、方志純談到了羅瑞卿的問題，他說：「這個人就是盛氣淩人，鋒芒畢露。」「我也同羅瑞卿說過，要他到哪個省去搞個省長，他不幹。軍隊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調動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調到江西來。」④（④毛澤東同楊尚奎、方志純等談話記錄，1966年1月5日。）當時還沒有要完全打倒羅瑞卿。

　　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把注意的重點轉回到批判《海瑞罷官》上來。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時說：「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評翦伯贊等歷史觀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辦法。吳晗老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①（①毛澤東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記錄，1965年12月21日。）他對《海瑞罷官》「要害」的判斷和主張要點翦伯贊的名，顯然同他看了光明日報《情況簡編》後引起的思考有關。

　　彭真不贊成這樣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當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到「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時，彭真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對吳晗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二十二日，他又當面對毛澤東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隨著評《海瑞罷官》文章的發表，全國範圍內理論、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溫。許多知識界人士心情緊張，惶惶不安。吳冷西回憶道：「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一九六四年，成員還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①（①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頁。）

　　這個彙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其中寫道：「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的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提綱中還提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從長期表現來看)，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些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學習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這些說法，顯然同毛澤東準備以批評《海瑞罷官》為切入點、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想法完全南轅北轍。

　　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一月五日從杭州到這裡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到政治局常委已經討論並認可這個提綱，沒有立刻表示對提綱的不同意見，只是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表示：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對「左派」整風問題，他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彭真等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這個提綱。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這個《彙報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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