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5)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5)

　　陳伯達談到經過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條」、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條」，錯誤在根本上糾正了，我們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澤東說：「一九六一年比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產二百億斤左右的糧食。再有兩年，明年、後年，整個國民經濟可能走上軌道。」

　　在陳伯達談到要逐步實現水利化和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用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來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毛澤東又插話說：「我剛才講的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是講恢復生產，糧食增長。至於要過關，蘇聯四十三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四十三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個方面。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科學家。……什麼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的呀，現在要恢復。商業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幹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復。」

　　在陳伯達談到國際上修正主義也要封鎖我們時，毛澤東說：「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崎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

　　在這裡，毛澤東肯定了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的路子，這對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很重要的。從六十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成套設備。一九六三年六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隨後，又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八十四項成套設備和技術。①（①《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頁。）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提起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時，他去河南嵖岈山調查的往事。他說：「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裡都是預先佈置了的，幹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有那麼一些事情，生產了那麼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裡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毛澤東說：「我就批評他。」陳伯達說：「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瞭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毛澤東：「還有吳芝圃。」陳伯達：「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墼佈置的。」毛澤東：「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志，一個是陳伯達同志，一個是吳芝圃同志，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②（②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批評了鄧子恢。他把陳雲、鄧子恢、田家英實際上是作為當時黨內主張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三個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身份不同，他們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主張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澤東對他們採取了不同的對待方法。陳雲，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個人建議，而沒有到其他場合去講。因此，不論是大會還是中心小組會，毛澤東都沒有指名批評他，只是在一些小範圍的會議上，不指名地批評過。田家英，是他的秘書，也是當面向他提建議的，所以對他僅僅在中心小組會上點名批評，語氣也不那麼嚴厲。而對待鄧子恢則不同。因為他在中央黨校和軍隊系統多次作報告闡述和傳播包產到戶主張。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並且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不僅在中心小組會上，而且在大會上，指名批評。在各小組的討論會上，對鄧子恢也開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還相當猛烈。

　　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同農業合作化相伴隨而生的一種現象。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對家庭經營的積極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業的技術條件下。後來的實踐證明，它是集體經濟的一種經營方式和經營層次，仍然保留了集體經濟的部分優點，在這個基礎上，仍然可以實行雙層經營，以至條件具備時發展為規模經營。從農業合作化以來，幾次出現要求包產到戶的浪潮，都被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而受到壓制。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在走了一段彎路之後，毛澤東總結經驗，找到以相當於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的體制，作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他認為就當時來說這是比較理想的形式。應當說，這種體制，由於基本核算單位規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較切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種「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較，甚至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相比較，都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仍然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許多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論是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他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繫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他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的道路。所以，包產到戶問題成為毛澤東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究竟怎麼搞，採取什麼樣的形式，這是需要根據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是否符合農民的要求，在實踐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繼續舉行全體大會。二十五日的大會，由李先念對《中共中央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作說明。隨後，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繼發言。二十六日的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講話。二十七日，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通過十個文件①（①這十個文件是：《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名單》、《關於撤銷和補選中央書記處成員的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關於清查習仲勳等同志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前，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先後發言。

　　在這些講話和發言中，以及在全會的其他發言中，一致贊成毛澤東所講的關於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意見和觀點，特別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政權的。階級鬥爭觀念深深地印在廣大黨員特別是党的高級幹部的頭腦中。他們的工作經驗，主要也是階級鬥爭的經驗。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還存在著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對於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作了完整的表述。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講話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並經他修改審定的。公報中寫道：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

　　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

　　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

　　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

　　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

　　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

　　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

　　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

　　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

　　人數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

　　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

　　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

　　了的一條歷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

　　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

　　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

　　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

　　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

　　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

　　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

　　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

　　654頁。）

　　這一段話，基本形成後來被稱之為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以後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這一思路的延伸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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