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4)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4)

　　毛澤東談到第三個問題，矛盾問題。

　　「矛盾。我們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國主義

　　首先是美國的矛盾；我們跟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國

　　人民跟本國反動派的矛盾；各國人民跟修正主義的矛盾。在我

　　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

　　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北戴河和

　　北京這兩個月的會議，討論了兩項性質的問題：一項是工作問

　　題；一項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鬥爭的

　　問題。」

　　毛澤東越來越把國際方面的鬥爭(主要是同蘇共的意見分歧)，同國內、黨內的問題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就開始了。而今，乾脆就把「右傾機會主義」改稱為「修正主義」，並且確立了在國內要解決「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這樣一個觀點，這樣一個提法。他認為，這兩種鬥爭，國際的和國內的(主要是黨內的)，歸根到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鬥爭。隨著形勢的變化，毛澤東的這個思想觀點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強化了。

　　毛澤東接著說：

　　「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麼對待國內和黨內

　　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

　　改變，即：不管犯了什麼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

　　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

　　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

　　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錯誤的同志，只要

　　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我們就跟你團

　　結。在座的有幾位同志就是這樣。我歡迎你們採取這樣

　　的態度。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

　　嘛。我勸一些同志，無論是裡通外國也好，搞什麼秘密

　　反黨小集團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來，誠實地向

　　黨承認錯誤，我們就歡迎，決不採取不理他們的態度。

　　近來有一股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

　　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

　　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儘管毛澤東重申延安整風時期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正確方針，但是由於前提搞錯了，甚至是顛倒了，把黨內的一些不同意見分岐，錯誤地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或叫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這就不可能做到正確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黨蒙受重大的損失。

　　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大家：

　　「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我們

　　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

　　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

　　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後頭來了一個風

　　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

　　地方的同志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

　　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現在組織了兩

　　個審查委員會，交給他們去審查。要有確實證據，要說

　　服人。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

　　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鬥爭。」①（①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

　　年9月24日。）

　　這是注意了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教訓，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而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表示了這樣一種鮮明態度，才使得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的幾年內，經濟調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沒有受到正在發展的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想的嚴重干擾。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所謂「翻案風」中間，康生等人利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提出了小說《劉志丹》(上冊送審樣書)有嚴重政治問題，說這本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向黨進攻，以此陷害支持這部小說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在這次全會上設立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一個是彭德懷一案，另一個就是習仲勳等人一案。毛澤東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②（②據薄一波回憶，在毛澤東這次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個條子。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頁。）這是搞上層建築。」接著，他提出一個理論觀點：「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從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鬥爭看，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很值得重視。但是，毛澤東把它用到小說《劉志丹》上，用到習仲勳等人的身上，則是完全用錯了。而且這樣一來，給中國的文藝事業乃至整個思想界也帶來很大的損害，導致後來的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後果。

　　毛澤東講完話，由陳伯達對《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說明。毛澤東又有一些插話。，當陳伯達談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糾正錯誤的過程時，毛澤東說：「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來了一個廬山會議，擾亂了我們。階級鬥爭擾亂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廬山會議以後，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干擾，以至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個一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面去了。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干擾，什麼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一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麼大的事，沒有什麼好大的事。『一個遊魚三個浪，引得懶漢去上當』，那個懶人就得意了，以為很可以捉一批魚了，結果只有那麼幾條魚。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現在已經站在我們這方面，或者將來要站在我們這方面，這是一個堅定的觀點，應該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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