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2)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2)

　　八月九日中心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從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內，中心小組共召開八次會議。每次中心小組會一結束，參加會議的中央局第一書記就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澤東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的進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六個組彙報討論情況，謝富治講了敵我矛盾問題，羅瑞卿講了部隊對單幹的看法，陳伯達講了合作化的歷史，康生講了蘇聯集體化的歷史。毛澤東隨時插話。他對這兩天各組討論的情況，認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問題，只抓具體問題，因此沒有展開。注意觀點和分析不夠，有些沉悶。他提出，現在需要務虛，認真討論一下。階級分析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面容易被忽視。

　　李井泉說，單幹以後，兩極分化很厲害，只要兩年就很明顯。毛澤東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在談到對形勢的看法時，毛澤東說：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一九六。年下半年以來，大家只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幹。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採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幹，小部集體。然後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毛澤東還提出，關於矛盾問題，要再加上一條，即正確與錯誤的矛盾。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從一九五三年算起，不過才十年。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中間犯過錯誤，如「共產風」、瞎指揮、「大辦」、高徵購等，本來想搞得快些，結果反而慢了。引黃灌溉是瞎指揮，沒有經驗，不知道還會鹽鹼化。這些都屬認識上的錯誤。所以我說要加上一條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毛澤東還指出，現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組繼續開會。在聽取了各組彙報以後，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鄧子恢發言。

　　大家彙報說，根據主席指示，集中討論了原則問題，很有興趣，熱情很高。毛澤東滿意地說：「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陝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鄧小平發言說：「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這個歷史時期還有階級、階層，還有階級鬥爭。」鄧小平還講到，無論在國際鬥爭方面，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

　　劉少奇說：「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我們這個國家階級存在的時期還是很長的，因此，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關於形勢問題，他說：「一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五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五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毛澤東插話：「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八億斤，全國都增產。」)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幹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因此五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毛插話：「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會議下了決心，減輕徵購任務。當時對困難估計有三種設想：一是估計夠了；二是估計不夠；三是估計過頭。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劉少奇說到這裡，毛澤東又插了一段話，說：「恐怕還是一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併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只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復需要五年到八年。講農業恢復，不要說需要那麼多年，什麼五年、八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誇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兩千萬、改變高徵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幹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劉少奇談到在經濟上、在黨內都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時，毛澤東說：「不只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面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談到農業是關係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澤東又插話說：「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麼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百分之四十搞集體，百分之六十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①（①當時田家英的主張是：百分之四十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百分之六十為集體和半集體。），否則生產就要破壞。」這一次，毛澤東點名批評了田家英。

　　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毛澤東對他提出嚴厲批評。又說他是屬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不感興趣，並且提到所謂砍二十萬個合作社的歷史舊賬。

　　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又加了一個：照抄外國與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澤東找來一九六一年廬山會議印發過的一個文件，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毛澤東當時曾經寫過一個批語，肯定了這個文件。這一次，毛澤東要求重新印發，並寫了一大段批語批評鄧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謂砍合作社的1日賬，還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賬。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羅瑞卿、彭真等作了發言，鄧子恢再次作檢討。

　　羅瑞卿發言，在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時候，毛澤東插話，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這是毛澤東不是最早也是比較早地提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羅瑞卿談到錢讓能在信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復。毛澤東接著說：「為什麼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麼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十個縣今年就可以恢復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復的問題。」

　　羅瑞卿還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對於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幹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鄧子恢再次作檢討。當他談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又聽到黑龍江、四川等糧食基地垮了的時候，毛澤東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只留下二萬八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後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談到，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四次話，贊成包產到戶。毛澤東接過來說：「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幹？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調查，只調查了一個公社的一個隊，在湘鄉、寧鄉也只調查了一個隊，連一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於你，你敢講了。你六月講了，只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組會議上，李富春、譚震林和康生發言。

　　李富春發言，首先肯定毛澤東提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接著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十年。這時，毛澤東插話，講了一個重要思想：「我們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當時，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但也並非只講階級鬥爭，不講生產，不講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毛澤東終生追求的目標。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階級鬥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一方面是發展生產力。在許多情況下，他總想把這兩者統一起來，方法是通過抓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這樣做總是事與願違，往往不是促進而是妨礙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農業恢復時間問題，毛澤東說：「瞎指揮我們不幹了，高徵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跟後來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面好轉了。

　　譚震林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多了。

　　康生在發言中，主要講階級鬥爭的規律問題。他說，過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搞出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5日。）

　　從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會議轉入討論商業、物價、糧食等問題。

　　同一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心小組會議，李先念、周恩來發言。

　　李先念講到階級鬥爭問題時，毛澤東說：「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鬥爭忘記了。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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