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0)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10)

　　過了幾天，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也談到了包產到戶問題。他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八月會議上研究一下。②（②《鄧小平文選》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頁。）

　　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地感受到了包產到戶主張所形成的強烈衝擊。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的。這些意見，同他在外地所聽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樣的不同。

　　對於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採取試試看的態度。據薄一波說：「曾希聖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彙報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告訴省委：『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主席又通過柯慶施同志轉告曾希聖同志說：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同志又給毛主席並少奇、恩來、小平、彭真、慶施同志寫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主席未表態。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趕到蚌埠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勉強說了一句：『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確定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包產到戶採取了否定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毛澤東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況比預料的好得多，而黨內高層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幹，他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麼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志談談，瞭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毛澤東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他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②（②周恩來同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負責人談話記錄，1963年6月18日。周恩來檯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頁。）會後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瞭解情況。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經清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幹部的講話中，講了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問題，他說：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即將規定若干政策措施。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頁。）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

　　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約楊尚昆談話。這次談話的內容，據楊尚昆的日記記載，毛澤東提出：「(1)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這次談話使楊尚昆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他在日記裡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但是，性格耿直的鄧子恢，卻在毛澤東批評了包產到戶之後的七月十七日，當面向毛澤東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從安徽的當塗和宿縣的情況來看，「責任田」能做到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統一於集體)，不是單幹。「責任田」實際上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制，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願改變。③（③《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頁。）關於這次談話的情況，據後來毛澤東說：他(指鄧子恢。——引者注)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志談了。他要保薦，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弛就不答覆，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覆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鐘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鐘頭的訓。不是什麼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覆嘛。④（④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董必武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5日。）

　　七月十九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會上把前一天同楊尚昆談的那兩個問題，重複了一遍，但沒有點名。會議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兩批去北戴河。①（①《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意見。他說：「你們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贊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願，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採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麼，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復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麼樣？難道說恢復就那麼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志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②（②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要點，1962年7月20日。）

　　毛澤東這一番不同尋常的談話，使人們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已經隱約地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幹的界限，並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並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①（①毛澤東對《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記錄》的批語，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審閱了《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並決定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開了一個月。會議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為止，主要是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商業、工礦企業生產和工人生活、幹部交流等文件。這些文件加起來，大大小小有二十個之多，光是關於農村工作的就有十五個。在這些文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號樓的會客室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都參加了。會上議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國際形勢到莫斯科和平裁軍會議，再到國內形勢、東南沿海備戰、黨內出現一些右的苗頭、精簡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頭。

　　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調」方針發言，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犯了錯誤，脫離了群眾。要對這些党打招呼，向他們說明我們仍然堅持斯德哥爾摩會議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曾經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對蘇聯的對外政策。）上我們的主張，我們在那個會上的調子，就是我們現在的調子。

　　「七千人大會」以後，王稼祥等多次就對外關係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向中央陳述意見。他提出：「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還提出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頁。）這些意見卻遭到錯誤的指責。後來，毛澤東還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見概括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支援少一點，並稱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在談到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所謂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他問三北地區的負責人：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裡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起草文件的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分別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省市區負責人談話，聽他們彙報情況，議論一些問題，談自己的看法。他把這個過程稱作「周遊列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