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8)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8)

　　一九六二年的頭幾個月，中蘇關係總的說是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下度過的，但平穩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給中共加了三條罪名：其一，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其二，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採取了所謂「特殊立場」；其三，在國際共運中實行所謂「獨特路線」。並要中共接受它所說的「共同路線」。

　　三月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蘇共中央的信當面交給鄧小平，表示應儘量消除分歧，保持團結。暗示兩黨可以坐下來談，但沒有提出具體建議。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3月1日。《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頁。）

　　中共中央收到蘇共中央來信後，三月三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對來信的估計及對策，並要中聯部起草覆信。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頁。）同一天，派專機將蘇共中央來信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

　　三月中旬，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關於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彙報時，同他們一起研究了給蘇共中央的覆信。

　　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覆信。根據常委會的意見，劉少奇兩次召開會議，修改覆信稿，報送毛澤東審定。四月三日，毛澤東再次召開會議，討論覆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封覆信。．四月九日上午，鄧小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覆信交給他。對他說：這封信的中心內容是，為了團結就需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會。信中提議再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來解決蘇共中央來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出發點是，要開，就必須開好。所謂開好，就是團結起來。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4月9日。）

　　然而，從一九六。年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党莫斯科會議以後，蘇共中央已無意再開這樣的會議。他們五月三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覆信裡，提出把阿爾巴尼亞勞動党領導人放棄其立場作為召開會議的先決條件。中共方面的這一建議只好擱置下來。

　　這時的中蘇關係，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兩黨之間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兩國關係又因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事件而緊張起來。

　　從一九六二年初開始，地處中蘇邊境的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情況。從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漸發展成為大量居民成群結隊越境前往蘇聯的嚴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計達到六萬餘人。特別是在伊寧市，還演變成為衝擊自治州政府機關、搶劫州政府檔案的暴力事件。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捲入了這一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從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這一嚴重事件。

　　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蘇國家關係，處理起來非常棘手。這時，毛澤東看到中央統戰部報來的一份材料，反映賽福鼎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賽福鼎表示，必要時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對處理這個問題會有幫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①（①毛澤東給周恩來的批語，手稿，1962年4月27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了明確指示。②（②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紀要，1962年4月30日。）隨後，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這一事件。

　　這以後，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發出了《關於處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來人員的指示》、《關於封鎖新疆地區中蘇邊境問題的規定》等文件。六月底，又發佈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命令》和關於向群眾解釋這個命令的宣傳要點。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面查封了參與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區的一些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面關閉了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這一事件迅速平息。

　　這次事件，使得毛澤東等人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認為由於修正主義者搞顛覆活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個性質上的變化。③（③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會議期間，八月三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北地區負責人的彙報時，明確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鬥爭的主要方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④（④毛澤東同中共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摘要，1962年8月3日。）這一時期，另一個需要特別謹慎處理的問題，就是中印邊界問題。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在中印邊境西端更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侵佔中國領土。印軍有些據點乾脆設在中國邊防哨所之間甚至側後，與中國邊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錯的局面，衝突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判斷中印邊界特別是西段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局面，要使外交鬥爭同軍事鬥爭相配合，軍事鬥爭服從外交鬥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動來改變中印邊界現狀的做法是危險的，表示「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上來。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報》。）四月十二日，中國外交部就印軍在中國境內占地設點等問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指出：「中國政府有理由認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國領土的活動是它蓄意在這一地段破壞邊界現狀的信號。」四月三十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照會印度政府，抗議印軍連續侵入中國新疆地區並設立軍事據點，進行挑釁活動，鄭重聲明：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單方面地停止向邊界自己這一邊的二十公里以內派出巡邏隊。在印軍步步侵佔中國領土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已命令邊防部隊在印軍最近一再侵擾的地段恢復邊境巡邏。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報》。）五月十一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嚴正抗議，並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侵略據點和入侵軍隊，並且繼續進行挑釁活動，中國邊防部隊將不得不實行自衛」。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報》。）

　　中國政府的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當局拒絕。他們反而錯誤地認為，通過這幾個月的蠶食行動，尼赫魯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了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了證實」。②（②[澳]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三聯書店1971年5月版，第390頁。）

　　到了六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並擴大蠶食範圍。七月五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這一地區，是印度進入中國阿克賽欽地區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印度政府在複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萬河谷的印軍。隨後，中國邊防軍在這一地區同印軍展開了艱苦的反蠶食鬥爭。

　　印軍入侵加勒萬河谷，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證實了中央軍委早在五月間作出的判斷，印方的主要企圖是逐步侵佔阿克賽欽地區。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來接連聽取中印邊界情況彙報，十一日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七月十四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負責人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鬥爭的指示，並具體指導這一鬥爭。

　　毛澤東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於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面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的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緊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①（①轉引自《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頁。）在毛澤東上述意見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針」，即「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反蠶食鬥爭的總方針。②（②中央軍委的工作報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邊界雙方緊張對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在同毛澤東商量後，周恩來七月二十三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同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發給正在率代表團出席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的陳毅等。指示陳毅利用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機會，約見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向他說明中國政府歷來主張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商談恢復談判的有關事宜。③（③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與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給陳毅並代表團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國政府一切和平解決邊界衝突的努力，絲毫沒有收到效果。後來，印度軍隊終於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發動大規模進犯，中國軍隊不得不實行自衛反擊。

　　在中國西部邊陲發生新疆問題和中印邊界反蠶食鬥爭問題的同時，在臺灣的蔣介石也趁國內發生經濟嚴重困難之機，叫囂「反攻大陸」，並積極作了部署。東南沿海地區的局勢，頓時緊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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