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6)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6)

　　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十月六日晚召開，專門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會前毛澤東印發了胡耀邦報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報告。報告說，形勢確實比去年好。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幹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根本問題在於認真而具體地貫徹農業六十條。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經過邯鄲時，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個問題，並且說用分配大包乾代替「三包一獎」，是解決生產在小隊而分配在大隊這個矛盾現象、真正調動小隊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同時，報告對一些地方實行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擔心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

　　當時，在中共黨內，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認識，並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書記和相當數量的地委、縣委書記在內。在高級幹部中，像胡耀邦這樣，以正式報告的形式，如此鮮明地表達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的肯定和支持，為數不多。毛澤東看了報告，十分高興，在批語中寫道：「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①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後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地委、縣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內，仔細地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各級黨委的有關負責同志，都要親自下鄉，並且派得力的工作組下去，廣泛徵求群眾意見，深入進行調查研究。

　　又一輪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全黨興起。毛澤東派田家英率調查組再次去農村調查。田家英選在山西長治地區的一個村莊，作為調查地點。這是老解放區，而且有良好的農業合作的基礎。經過調查，他認為毛澤東的意見完全正確。

　　鄧子恢於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龍岩，進行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試點情況的調查。十一月九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報告反映，對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各級幹部和群眾一致擁護。但有少數大隊幹部感到權力受到限制，有抵觸情緒；小隊幹部和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維持現狀。報告對體制改變後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二十三日，毛澤東把鄧子恢的調查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鄧子恢同志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因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試點，此件可發至地、縣、社三級黨委參考。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議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書記帶若干工作組，採取鄧子恢同志的方法，下鄉去，做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工作。」②

　　受中央委託，田家英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文件裡，有針對性的批評了一些人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不熱心、不積極的態度；同時也反對認為基本核算單位越小越好的意見，而主張大體相當於初級社的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為宜。十二月十二日寫出初稿。毛澤東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田家英向毛澤東報送的指示稿中，關於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後不變的時間寫為「例如四十年內」。鄧小平主張改為二十年。田向毛請示：究竟寫「四十年」，還是寫「至少二十年」？毛澤東將「四十年內」改為「至少三十年內」。並在批語中寫道：「以改為『至少三十年』為宜。蘇聯現在四十三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③ 中共中央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後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後，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出。以後，以生產隊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載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澤東提出以生產隊（當時稱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時間，可見糾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種舊的觀念之難。改變基本核算單位，是公社體制上的重大調整，是對「六十條」的重要突破。實際上，就經營規模的大體而論，這是正確地回到初級合作社，但還保留政社合一這個僵硬的外殼，這個外殼仍然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嚴重障礙。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在改變人民公社體制、調整農村生產關係方面，毛澤東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縮小社、隊規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給制；第三步，改變基本核算單位。這三個步驟，加上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等規定，對於解放生產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穩定農村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糧食生產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億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萬擔的速度增長著。雖然這是恢復性的增產，但增產的幅度是相當大的，而且是連年增產。走出這三大步，實際上也是對原先設想的那種帶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農業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實施，為整個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每走出一步的時候，不是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但是，最後取得基本一致的認識，並不是靠批判，更不是靠鬥爭，而是靠調查研究，各級黨委第一書記帶頭到實踐中去，「向群眾尋求真理」。實踐中提出的問題，總歸要到實踐中去尋找答案。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制定，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隨著這個條例的制定，其他許多領域，在總結一九五八年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通過調查研究，也都相繼制定了相關的條例，形成包括許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體政策。被「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打亂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復，走上正常軌道。黨內的民主生活也漸趨活躍起來。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一九六一年，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為後人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東西；毛澤東對怎樣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

　　①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手稿，1961年10月6日。
　　②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轉發鄧子恢調查報告的批語，手稿，1961年11月23日。
　　③毛澤東給田家英並告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的信，手搞，196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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