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2)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2)

　　五月八日，毛澤東收到胡喬木當天的來信，信中報告最近調查情況。（一）食堂問題。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個減為六個，其中五個不久都將不辦。對於在短短的三天時間內基本解決全公社的食堂問題，群眾反應熱烈的程度難以想像，有的甚至說這是「第二次解放」。預計最近即可在湖南全省範圍內解決。（二）農村商業問題。湖南省委已決定原韶山的五個公社作成立供銷社的試點。（三）手工業問題。中南各省委都決定，恢復手工業合作社。（四）城市居民食堂問題。我們在湘潭市調查發現，這類食堂實際上是強迫參加的，問題的嚴重程度不小於農村。（五）國營工廠企業參加和領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這樣做勢必增加人員，分散精力，實在困難，而且對附近農村的生產也往往會帶來不良的後果。（六）城市工商業和城市整風方面，有很多重大的方針政策問題，迫切要求解決，對此，需要進行專門深入的調查。①

　　五月九日晨三時，毛澤東將胡喬木來信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下午四時半覆信胡喬木：「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你繼續在湘鄂兩省就那幾個問題進行調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計劃，還可以改為五月二十日到京。」②

　　五月十三日，毛澤東轉發了鄧小平、彭真十日來信。鄧小平和彭真直接領導的五個調查組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組在北京的順義、懷柔作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調查的主要情況是：北京近郊和各縣生產大隊、生產隊的規模都已調整，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關於供給制，要求廢除，只對五保戶生活和困難戶補助部分實行供給。凡是幾年來年年增產的單位，多是大體上堅持實行「三包一獎」和評工記分制度。關於食堂問題，比較複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要走群眾路線，完全根據群眾自願。關於耕畜、農具，普遍主張歸生產隊所有。對於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必須大力恢復和發展。為此，又必須迅速恢復和健全供銷社的工作。③

　　毛澤東已陸續收到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的來信。從五月十四日到十六日，連續轉發了其中的四封。④對張平化的來信還寫了一個批語，強調調查研究。話雖不多，份量很重：「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後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⑤這個批語是在天津寫的，不久，毛澤東回到北京，準備主持中央工作會議。

　　北京中央工作會議，於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開。前一段的調查研究工作，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與會者對情況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實一些的瞭解；思想解放的程度雖然參差不齊，但總的說來，是前進了一步，比較敢於講真話，說實情。並且從歷史的回顧中，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會議開得比較活潑。

　　會議開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討論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討論糧食問題。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討論林業、商業、手工業等問題。最後，討論了一下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經修改後，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經過反復調查，充分醞釀，這兩個關係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於徹底解決。如果沒有這樣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這麼順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時候，春天已經過去，夏荒正在面前。從「十二條」下發以後，農村形勢開始有所好轉，但是糧食問題依然是十分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和陳雲在全體會議上專門講了糧食問題。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就這個問題講了話。劉少奇說：現在各種矛盾都集中在糧食問題上。這幾年的問題，就是工業、交通、文教都辦多了。非農業人口搞多了，農民養不起這麼多人，所以非減不可。現在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⑥陳雲分析了解決糧食緊張問題的四條辦法。一是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這是根本的。二是工業大力支援農業，三是進口糧食，這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四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是必不可少的。他說：「面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麼別的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⑦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三年中間，全國共招收職工二千五百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從九千九百萬增加到一億三千萬。而糧食，一九五九年以來連續兩年大幅度減產。動員城市人口（主要是從農村招收的職工）下鄉，壓縮城市人口，成為解決經濟困難問題的一項重大決策。在周恩來主持下，會議制定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本年內減少一千萬。

　　這次會議，還制定了關於手工業問題、商業問題、林業問題、退賠問題等四個文件。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六月十二日上午，發表了講話。

　　他說：這次會議大有收穫。去年北戴河會議時不甚清楚。後來十月開了幾天會，搞了「十二條」，但是還要辦食堂，還要搞三七開。今年三月廣州會議，大有啟發，啟發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廣州會議搞了「六十條」，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徹底嗎？還不徹底，什麼三七開呀，食堂問題呀，糧食問題呀，還不徹底。至於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林業問題，沒有提到。認識客觀世界是逐步的，沒有任何一個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澤東建議大家再讀一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並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毛澤東又一次回顧自鄭州會議以來的這段歷史，從歷史的回顧中總結經驗。他說：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後一批是一天半。這怎麼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裡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像，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幹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於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什麼叫按勞付酬，什麼叫等價交換。一九六Ο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後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下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難逃。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他說：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Ο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受了苦就是了。」⑧

　　毛澤東對鄭州會議以來的歷史作過多次回顧和總結，而這一次比過去任何一次講得更加系統而深入，對一些重要問題（包括所犯的錯誤）作出明確判斷。第一，廬山會議後應當繼續反「左」，反右錯了。（但毛澤東仍堅持廬山會議關於彭、黃、張、周的錯誤決議是正確的。）第二，反右把許多好人、說老實話的人，整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錯誤。對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鄭州會議精神、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基本上是正確的，關於食堂和供給制的問題是不正確的。第四，幾個「大辦」助長了「共產風」再度氾濫。第五，強調普遍反對「五風」特別是「共產風」。整風整社，開始主要整三類縣、社、隊，強調奪權鬥爭。經過調查研究發現，農村中主要的普遍的問題是「五風」問題。第六，總的說來，現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對社會主義、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了新的認識。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毛澤東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過總結，就是那篇《十年總結》。《十年總結》有一些很好的內容，但「左」的東西仍不少。比如，對全國刮「共產風」起過很大影響的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加以肯定；又如，認為七八兩月的廬山會議基本上取得了主動。而且，《十年總結》完全沒有觸及當時已經嚴重氾濫、對全域產生嚴重影響的「五風」特別是「共產風」的問題。這次總結，觸及許多實質問題，作出一些比較符合實際比較公正的論斷。所以，毛澤東認為，現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所謂「大為深入了」，當然只能放在當時那個歷史條件來理解。從長遠來看，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要認識清楚，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實踐和探索的過程。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提到要警惕受騙。他說，他就受過騙。河南省委一位書記曾對他說，河南的食堂半機械化可普遍啦。其實根本沒有，就是展覽會上的一個機器。後來鄧小平去河南調查一個縣，那個省委書記就連夜把那個機器從鄭州展覽會運去。毛澤東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嚴重教訓來記取，提醒各級領導同志們注意。此時毛澤東也許會聯想到，一九六Ο年他參觀了那麼多的「四化」展覽、新技術展覽，那裡頭有多少展品只是作個擺設而沒有真實意義和實際價值呢？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現在是一個教育幹部的問題。他以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證明，教育幹部是一個何等重要的問題。他說：「延安整風教育了幹部，經過那次整風，七大以後，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設上都有了一套，全黨就有一個統一的東西。我們社會主義時期還沒有這樣一次細緻的整風。從現在開始，要長期教育幹部，非有幾十年不能教育好。」⑨

　　①胡喬木給毛澤東的信，1961年5月8日。
　　②毛澤東給胡喬木的信，手稿，1961年5月9日。
　　③鄧小平、彭真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1年5月10日。
　　④指張平化1961年5月10日關於瀏陽縣大江大隊調查的來信；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關於恢復供銷社試點工作的來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關於湖南三級幹部會議情況的來信；閻紅彥1961年5月9日關於調查農村幾個問題的來信。
　　⑤毛澤東轉發張平化來信的批語，手稿，1961年5月14日。
　　⑥《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5-341頁。
　　⑦《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277頁。
　　⑨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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