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大興調查研究之風(7)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7)

　　兩種平均主義的提法，是對人民公社體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澤東在二月六日杭州談話中，繼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長沙談話中，多次提出反對平均主義的問題，指出在一個基本核算單位裡，生產小隊有富、中、貧之分，統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義，群眾就不滿意。廣東調查組得知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後，表示同意毛澤東關於把生產小隊一律改稱生產隊，生產隊一律改稱生產大隊的意見。陳伯達在二月十九日報送毛澤東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中說：「我們同意主席的意見，把現在所稱的『生產小隊』，一律改稱生產隊。現在的基本核算單位，有的地方叫做生產大隊，有的地方叫做生產隊，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區，以後也一律改稱生產大隊。」「現在有的生產大隊把富村和窮村勉強地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原來收入較多的社員意見很多，可以根據不同的經濟條件、自然條件和群眾意見，劃分為不同的基本核算單位。」③廣東調查組調查的結果，同毛澤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同時，《調查紀要》提出：「公社各級的關係，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刮『共產風』問題以後，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之間、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平均主義。」廣東調查組的這個意見，受到毛澤東的重視。他明確而完整地提出了兩個平均主義的問題。這個問題成為即將召開的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認識，正沿著糾「左」的方向繼續發展。

　　毛澤東指定，工作條例起草工作，陶鑄掛帥，陳伯達為副帥，廖魯言、田家英執筆。要求三月十日寫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澤東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胡喬木、陶鑄。由周恩來彙報工業生產和市場供應等情況，毛澤東著重談了人民公社體制問題。

　　會議開始時，毛澤東講了一段話，回顧鄭州會議以來的這一段歷史，帶有反思和總結的性質。他說：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瞭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五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對我們工作就不利。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鄭州會議的召開，是為了反『左』。凡是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比較徹底的省，工作就比較實一些。從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個月的『左』，如果繼續反下去，那就好了。誰知道彭德懷在中間插了一手，我們就反右。右是應該反的，反右是正確的。但是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

　　「看來十二條下去以後，現在我們比較摸底了，糧食產量也落實了。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時就提出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可是有些省就抓遲了，如安徽就抓遲了，山東就抓遲了，河南就抓遲了，甘肅就更抓得遲了，結果問題就多。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對自己本省的問題估計不足。」

　　「反革命復辟、掌權，這也是一個經驗教訓。」

　　「還有幾千萬人搞工業，是個大問題。」

　　說到這裡，毛澤東問周恩來，今年的鋼產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來接著彙報鋼、煤的生產情況和市場供應問題。正在彙報中間，毛澤東突然轉到食堂問題：食堂可以搞多種多樣，有長期的；還可以辦農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讓他去家裡單獨吃，但是這一種我們不提倡。

　　周恩來繼續彙報。毛澤東的心思好像不在這裡。他對鋼的生產情況，只問了一句，別的什麼話也沒有說，這同當年義無反顧地抓大煉鋼鐵的情況，真有天壤之別了。他的興奮點和關切點早已轉到農業方面，轉到人民公社問題上。毛澤東總是這樣，當他抓住一個在他看來帶有戰略意義的、具有全域性的問題時，他就必定是全神貫注，鍥而不捨，非抓出成果不可，別的在他看來次要的工作可以暫時擱在一邊。他認為，這時的農業問題、公社問題就是這樣性質的問題。他在會議上，一開口就講公社問題、食堂問題、工作條例問題。當周恩來彙報市場供應問題時，他又講起公社問題，說：「我這次出來之後，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談了一下，和山東的同志談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談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所反映的問題和你們瞭解的情況差不多。他們普遍感到社、隊大了，要求劃小一點。我們搞了三個調查組，目前他們正在這裡起草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初稿已經寫出來了，準備讓幾個省來幾個同志參加討論修改。修改後再廣泛徵求意見，然後提交中央工作會議。」

　　會上，有的人對劃小社、隊規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還有些顧慮，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對各方面是否會有影響；怕現在變動，影響生產，因為正是春耕季節；同時還考慮到國際影響問題。

　　毛澤東堅持公社要劃小。他說：「我的家鄉湘潭，原來是二十一個都。以前對那個都還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個都一個公社，也要二十一個公社，但現在只有十三個公社。你們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個公社，湖北只有六百個公社，都太大了。總而言之，要適合群眾的要求，要反映群眾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樣。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調查了一個生產大隊（當時叫和合生產隊。——引者注），二百多戶。這個大隊領導了十一個生產小隊，這十一個小隊裡面有富隊，有中等隊，也有窮隊，在分配的時候統統拉平，這麼一來就發生問題了。現在他們建議將這個生產大隊分成三個大隊，把經濟基礎差不多的小隊分在一起。這樣，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經濟情況都差不多。這是隊與隊之間的拉平問題。還有一個隊裡面人與人之間的拉平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可以調動起群眾的積極性。」

　　他說：「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麼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麼，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誇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包括我們中央發的文件在內，也是那樣。今後不要搞那麼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裡什麼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麼問題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不要批文件過多，過去我也是熱心家，也批了許多文件。我就批了貴州關於食堂問題的那個文件，結果對各省影響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時，中央就要發指示，國務院就要發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說這都是多餘的。」

　　毛澤東這些切中時弊的話，對幾年來盛行的形式主義作風作了尖銳的批評，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

　　最後，毛澤東再次強調，公社規模要劃小。他說：「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④」這是毛澤東的性格，凡是他認定的事情，非堅持到底不可，誰都難以改變。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幾個省的負責人參加討論和修改，湖北來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澤東在雞頸坑單獨與他談了一次話，瞭解湖北農村情況。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問王任重：「你們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沒有？看來，一個自留地，一個退賠，一個指揮權，這是三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又談起食堂問題，說：「參加食堂也是要大家願意。如果不願意就搞農忙食堂，不願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讓他在家裡吃。」但他又說：「我們辦食堂這個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說：「食堂不辦不行，肯定還是要辦，因為婦女要參加勞動，還有一部分貧農確實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農也確實不願意吃食堂，因為不如家裡吃得好。」毛澤東說：「城市裡頭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農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說：「河南他們還是肯定吃食堂，現在就是一個燒柴問題。好多人去拾柴供應食堂，結果沒有多少勞動力去搞生產。有的拆房子燒，有的拆橋燒，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閘拆了當柴燒。」毛澤東說：「那就非得改變不可！」

　　看來，徹底解決食堂問題，還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緊急指示信明文規定，要堅持食堂制度，毛澤東也講要堅持食堂制度。在幹部中間，有的人依然主張辦食堂；有的人並不贊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錮，不敢對食堂有所非議。

　　毛澤東告訴王任重，要搞一個公社工作條例。公社沒有一個章程，原來有的都廢掉了。王任重說，十二條算一個。毛澤東說：「十二條解決了一些問題，就是不具體，並沒有規定生產隊這一級管些什麼事，生產大隊這一級管些什麼事，公社這一級管些什麼事。」

　　毛澤東又問王任重：「你看有什麼辦法保證不瞎指揮？」瞎指揮，這是造成農業連年減產的最大禍害之一，而且很頑固，令人頭痛。毛澤東總想把這個問題弄個水落石出，從根本上消除這個弊病。王任重說：「瞎指揮主要是公社和縣這兩級，來源是省、地兩級。有的是屬錯誤的指揮；有的屬一般是對的、但對個別地方是不對的，到了縣、社就分不清了，結果就瞎指揮了。比如我們旱地改水地，總的說是對的，但執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統一佈置任務，就瞎指揮起來。」他沒有提到中央。毛澤東說：「你們省、地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們吃了旱地改水田的虧，浙江吃了連作稻的虧，心是好心，想多打糧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揮，結果減產就很厲害。」⑤

　　③中央廣東調查組《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3月5日。
　　⑤毛澤東同王任重談話的簡要記錄，196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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