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3)

廬山會議後的一年四個月(13)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會議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十七個問題。下午，鄧小平彙報討論情況，毛澤東和大家一起議論。

　　彙報到農村人民公社的五個問題時，毛澤東再次強調指出：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雖然一平二調和蓋禮堂之類並不是很多，但是躍躍欲試的不少。他說：「敢想、敢說、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相對立的。如果什麼都敢想、敢說、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現在，敢想、敢說、敢做，沒有範圍了，那就是絕對的了，就不是辯證的了。」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口號後，出了很多亂子。為此，他曾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學也破除了。而對於「敢想、敢說、敢做」這個口號，從總體上作出這樣的限制，在「敢」與「不敢」之間劃了界限，還是第一次。

　　在彙報到農業問題時，毛澤東說：「有些地方不能搞糧。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訴我，他們那個通山縣，本來只有小部分地方種糧食，大部分地方的主業是林業，但是因為搞糧食成風，林業就不搞了，統統去搞糧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漁業的，魚也不打了，就搞糧食了，結果城裡人沒有魚吃。這就破壞了社會原有的經濟秩序。今年我們就要鑒於那個情況，不要搞得天下大亂。」

　　彙報工業問題，講到一九六〇年鋼材分配情況時，毛澤東看到地方分到的數量很少，不由地感歎起來：「現在我們這個國家很可憐。為什麼人家輕視我們呢？你看，就這麼一點。」毛澤東把發展鋼鐵的希望相當地寄託在小洋群上，他對地方的負責人說：「你們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們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們伸手，搞了就是你們的，不然就沒有出路，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現在可憐得很，中央雖然多分一點，也只有這麼多，很少。」毛澤東希望中國能夠多搞一點鋼鐵的緊迫心情，總是不時地要流露出來。

　　鄧小平彙報時，提出一個托拉斯的問題，說：「中央說了，今天也說了，大家贊成這個意見，就是生產關係要有個改革，實際上也是上層建築要有個改革。目標就是速度加快，更節約，綜合經營，綜合利用。我們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過的，一行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發明這個托拉斯，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實際上是個進步的制度，問題是個所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所有，我們是國有。」鄧小平接著說：「在三年規劃裡面初步考慮了這個問題，考慮全國搞大大小小各種各色的托拉斯。這是個改組，恐怕快一點搞有利。」大家都贊成這個意見。

　　關於反華問題，鄧小平彙報說：「大家完全贊成主席這個文件，毫無意見，大家都很高興。」毛澤東說：「這是個普遍關心的問題。像張平化這樣的同志就跟我講，很擔心，很想不通，後來才想通了。現在我寫的這個東西⑥，歸結到自己的團結，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對整個客觀世界要有個分析，究竟是一件什麼事？就是那樣一件事。」

　　關於主要矛盾問題，上午沒有討論。彙報快結束時，毛澤東又談起這個問題，說：「基本矛盾，覺得還是應該提階級矛盾，這是兩條道路的矛盾。在我們國家，這是主要矛盾。但是，還有第二種矛盾，第三種矛盾等等，比如兩條路線，同是想搞社會主義，方法不同，看法不同，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會議所提出的那個矛盾，那是同外國比的，不是對國內說的。現在完全證明，這樣蓬蓬勃勃地發展生產力，可見得生產關係是適合的，而部分的不適合（包括部分的規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權）經常修改。」最後他說：「這個問題就在這裡談一談，請你們回去少數人（比如十個人）議一議。這種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議。作為商量，作為建議，看是不是這麼說，或者是另外一種提法。」⑦

　　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毛澤東自從一九五七年冬提出不同於八大一次會議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以後，由於集中精力發動「大躍進」以及隨後而來的糾「左」工作，基本沒有怎麼強調。廬山會議出現了那場激烈的黨內鬥爭以後，促使毛澤東又重提這個問題。

　　以上十七個問題，包括毛澤東這段時間寫的批語和指示，是毛澤東在一月上海會議以後，從閱讀各地各部門的報告中，從與地方負責人的談話中，根據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集中大家意見而形成的，反映這一個時期他對全國工作的總體部署和指導思想。

　　天津會議基本上還是「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路線，但與一九五八年時有所不同，比如，反對一平二調，反對刮「共產風」；提出不要破壞社會原有的經濟秩序；發展小洋群煉鋼鐵，必須在有煤、鐵資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說、敢做」的口號絕對化等等。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有從鄭州會議以來的糾「左」工作中後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還提出一些新的東西，像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資源綜合利用問題，農業綜合發展問題等。總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為了把中國早日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不斷地探索。

　　天津會議期間，還談到要加快準備紀念列寧誕辰的反修文章。這個事情是在一月上海會議上提出來的。後來中共中央決定，要隆重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利用這個機會對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如時代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和平過渡問題、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列寧主義是不是過時了的問題等等，進行闡述，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會後，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共三篇文章，一篇是《紅旗》雜誌編輯部的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由陳伯達主持起草。這篇文章偏重於理論上的闡述，說明現在仍然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主義並沒有過時，要堅持列寧的革命學說。一篇是《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由胡喬木主持起草。這篇文章著重分析當前形勢，重點放在揭露美帝國主義，說明為了維護和平，首先要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進行鬥爭。一篇是陸定一在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由陸定一主持起草。這個報告著重講列寧的革命精神，突出地闡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毛澤東十分重視文章的起草工作，親自審閱《列寧主義萬歲》，並提出修改意見。據吳冷西回憶，在文章起草過程中，毛澤東講過這樣一些意見：要充分說理，對我們要跟他辯論的人要區別對待，而且要留有餘地。特別是對好心、善意的人，或者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學思想的人，還是把他看成是我們的朋友，這樣來同他說理。集中批駁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對蘇聯人的觀點，不要直接引用，特別是不要引用赫魯曉夫本人的講話。蘇共還是我們團結的對象，不要直接批它。但是我們這麼批評，可能促使他們也考慮考慮自己講的對不對，可以起抑制的作用。⑧

　　三篇文章就是按照這些要求寫的，在鄧小平主持下，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分別在四月二十日《紅旗》雜誌，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

　　三篇文章雖然沒有點赫魯曉夫的名，但在實際上，中共與蘇共之間的分歧已公開化。後來，毛澤東對三篇文章作過這樣的評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來，我們在國際問題上沒有寫什麼綱領性的文章，這一次寫了三篇，跟他唱對臺戲嘛。」⑨

　　天津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回到北京，出席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⑩。這次會議通過了一九六〇年的國民經濟計劃，確定鋼產量為一千八百四十萬噸，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八；煤炭四億二千五百萬噸，增長百分之二十二；糧食五千九百四十億斤，增長百分之十左右；棉花五千三百萬擔，增長百分之十左右。這個計劃，對年初國家計委提出的一些指標已經壓縮了一些，但由於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沒有改變，仍然是一個高指標的計劃。

　　⑥指毛澤東1960年3月22日寫的《關於反華問題》一文。
　　⑦天津會議記錄，1960年3月25日。
　　⑧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61頁。
　　⑨毛澤東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們的談話記錄，1960年5月6日。
　　⑩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在北京舉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