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糾「左」的努力(5)

糾「左」的努力(5)

　　會議期間，雲南省委的一份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報告反映，這年春夏之間雲南發生因浮腫病等引起嚴重死亡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緊張持續的苦戰，對群眾生活缺乏注意。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件事，當即寫了一個批語印發會議，認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也要承擔責任，吸取教訓。他指出：「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①

　　在這以前，十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前往武昌的途中，寫了一個同樣內容的批語。當時他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幹部只注意生產，忽視了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毛澤東也把這個批語在武昌會議上印發了。批語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三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並重。」②

　　要關心群眾生活，生產、生活一起抓，要保證群眾睡足、吃飽，不能把工作任務提得過重而不關心人民的生活，毛澤東從鄭州會議講起，一直講到武昌會議，要求各級領導高度重視這一重要問題。

　　在糾「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鄭州會議來，武昌會議又前進了一步。中共高層領導中間，對於一些突出問題的認識漸趨一致，為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召開準備了條件。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全會的重點放在分組討論和修改兩個文件上，即《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

　　《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是在《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基礎上，重新改寫的。決議集中針對兩個突出的傾向，一個是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另一個是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著重闡述了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畢竟還是很低的。」「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實現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又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③決議要求，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對人民公社進行一次整頓。《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許多「左」的、超越歷史階段的東西，但它的鋒芒，如毛澤東所說，主要是對著那些性急的人。

　　《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是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制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很不徹底，除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北戴河會議提出的高指標。對這些指標，陳雲有保留，向具體起草文件的胡喬木提出過，希望在會議公報中不要公佈這些指標，但這個意見沒有反映到毛澤東那裡。

　　全會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決議。

　　這次全會還通過一個重要決定，就是《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決定》。《決定》指出：「毛澤東同志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專做黨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夠集中精力來處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問題，也有可能使他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而並不妨礙他對國家工作繼續發揮領導作用。」還說：「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④

　　這件事，毛澤東醞釀已久。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一九五六年夏，在北戴河討論修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期間，他在一次幾十人參加的會議上談過這個意見。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又提出這個動議。黃炎培、陳叔通思想不通，還聯名致信劉少奇和周恩來，表示不贊成。五月五日，毛澤東看過這封信，要劉少奇召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以後，由於發生反右派鬥爭等事件，這項動議被暫時擱置起來。這次中央全會予以通過，毛澤東擺脫繁重的國務活動的願望就成為現實了。

　　六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澤東作長篇講話。他說：「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於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他強調，要保護廣大幹部的積極性，對犯有強迫命令、說假話錯誤的幹部，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說服，不予處分。對「苦幹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他再次表示懷疑，認為三年不能基本改變全國面貌，只能改變一部分。他說：圍繞人民公社，黨內外有各種議論。一種是性急一點，紛紛宣佈進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就進入共產主義。這次決議的鋒芒，就是對付性急的。也有少數人認為，搞公社，搞社會主義建設太急了，內心有憂慮，怕我們跌跤子。這個決議也可能說服他們。關於毛澤東提到耕作「三三制」問題，全會上有不同意見。有人建議不要把它寫在決議裡，有人說這個辦法有點冒險。也有一些人說，這個事可以做到，決議裡可以寫得靈活一些。毛澤東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眾的創造，並且說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毛澤東所以作出這種脫離實際的判斷，顯然是由於聽信了那些慣於糧、棉等農產品產量的虛報數字，從而過分樂觀地估計了中國農業生產狀況。後來這種估計很快就被實踐打破了。毛澤東在講話中，突出地講了兩種可能性問題。他說：食堂、托兒所、公社，看來會鞏固，但也要準備有些垮臺。鞏固和垮臺兩種可能性都有。我們黨也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鞏固，一是分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勝利下去，或者滅亡。所以，我們要積極準備，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幹勁衝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⑤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三次中央會議，歷時一個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這些問題。但這只能說是糾「左」的開始。問題還沒有更多地暴露，有的已經暴露，也還沒有進入毛澤東的認識領域，或者沒有被他所重視。毛澤東反對作假，但仍被某些假像所蒙蔽。他一方面糾「左」，另一方面在他頭腦裡仍然有不少「左」的東西。糾「左」的任務還嚴重地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前。

　　八屆六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到廣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

　　一九五九年初，問題更加暴露出來。一個突出問題，是農業發展速度明顯緩慢。同鋼鐵等重工業年產值增長百分之七十八點八的情況相比，農業總產值實際上只增長了百分之二點四，糧食產量實際上只有四千億斤，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二點五，比八屆六中全會上七千五百億斤的估計少了將近一半。但這些嚴重情況，人們當時並不清楚。在相當普遍的浮誇風影響下，一九五八年征了過頭糧，在產量實際上比去年只增加百分之二點五的情況下，由於高估產，徵購量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三，把相當數量的農民口糧和種子糧也征走了，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從一九五七年的四百零九斤下降到第二年的四百零二斤。⑥全民大煉鋼鐵又嚴重影響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全域的正常發展。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力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比例失調。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雖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的估計仍遠遠不足。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輕工業和市場問題、農業問題、勞動力調配問題等。為了準備這次會議，毛澤東在一月十八日召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懷、譚震林討論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當時，他的注意力仍然在確定這一年的計劃指標上，特別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澤東在二月一日和二日的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的幾個有利條件，確定一九五九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的一年，這就為會議定了基調。這次會議雖然對一九五九年的計劃作了一些調整，但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維持武昌會議的指標。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後來感到有些後悔。他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說：「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從前工業生產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廠，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舊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舊的。因而，武漢會議⑦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⑧又據薄一波回憶：「陳雲同志表示今年的生產計劃難於完成。毛主席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那時，一些同志對降低指標有抵觸，認為陳雲同志『右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變高指標的，他賞識陳雲同志的見解，要陳雲同志講話。陳雲同志那時還不摸底，以為毛主席要他檢討。」陳雲在會上就壓低鋼指標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薄一波還回憶道：「因而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⑨

　　①毛澤東：《一個教訓》（對中共雲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關於腫病死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的批語），手稿，1958年11月25日。
　　②毛澤東對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630期（1958年11月11日）刊載的電訊稿《邯鄲專區傷寒疫病普遍流行》加寫的批語，手稿，1958年11月14日。
　　③《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06、607、611頁。
　　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647頁。
　　⑤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2月9日。
　　⑥房維中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34、235頁。
　　⑦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⑧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4月5日。
　　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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