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大躍進」(6)

發動「大躍進」(6)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再次講話，對《論十大關係》中涉及經濟方面的幾個關係，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和解釋。他說：十大關係中跟經濟有關的，最大的是工業農業兩個產業的關係。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們就感覺到應該有所調整，不要單調地搞重工業，要著重農業和輕工業，但是明確地講，就是見於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講的、六月十九日發表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那上面說的是同時並舉。再就是去年三中全會上講的，宣傳上不要偏於工業的宣傳。

　　毛澤東說：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個大事。我是歷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是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現在的情況是蔔面比較活潑，中央部門中的官氣、暮氣、驕氣、嬌氣就多些。我就有這麼個企圖，在南寧會議上，覺得要把這些氣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資格出現。

　　講到沿海內地關係時，毛澤東說，這也是一大解放。沿海把遼寧算進來是八個省，人口大批集中在沿海。有原材料，你就可以開工廠。有鐵礦、有煤礦，就可以搞小型鋼鐵廠。化肥廠、機械廠，各省都可以搞。

　　講話結束時，又回到反冒進問題上來，但口氣緩和了許多。他再一次肯定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他說：雖然總理有那篇報告，但是這個問題人們還不那麼很瞭解，所以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這個炮，我看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緊張。何必那麼十分緊張。南寧會議我們就講了的，就是這麼一件事，一個時期，一個問題。接著他說：「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這是個什麼事情呢？這是大家都在正確的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麼一種性質。」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

　　對反冒進的這一定性，對涉及的有關人來說，是一種解脫。

　　這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當他認為黨內出現了重大錯誤或偏差的時候，大聲疾呼，在犯錯誤的人背上擊一猛掌；待他們作了自我批評，他又加以鼓勵，繼續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國財經會議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評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是如此，此次南寧會議上又是如此。在以後的黨內生活中，類似的情況還出現過多次。這一次對反冒進的批評，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由於對當事人採取繼續信任的態度，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但党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從此開始受到破壞，對後來的歷史進程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三月四日，毛澤東乘專機離開北京，經西安，於當天下午到達成都，將在這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三月的川西平原，呈現一片美麗的景色。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蠶豆花、綠色的麥苗，間以數不盡的竹林盤，恰似一幅鮮豔的圖案，鑲嵌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

　　此時，全國上下，熱氣騰騰，正在掀起一個生產高潮。在黨內，隨著批評反冒進的範圍越來越大，地方上的一些領導人競相攀比，提出的生產指標越來越高。毛澤東的頭腦越來越不冷靜了。成都會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召開的。

　　毛澤東和與會人員都住在成都西郊金牛壩。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羅榮桓、陳伯達、薄一波、譚震林、胡喬木、田家英、黃歐東、吳德、歐陽欽、張德生、張仲良、汪鋒、王恩茂、林鐵、陶魯笳、烏蘭夫、劉仁、黃火青、李井泉、周林、謝富治、柯慶施、王任重、陶鑄。後來又增加王鶴壽、彭濤、滕代遠。

　　三月九日是會議的第一天，毛澤東講話。他提出了二十幾個問題，要大家討論，主要是經濟方面的，如協作問題、中心工作與非中心工作如何結合問題、稅制和價格問題、完成計劃問題、大量招工問題、平衡問題、發展地方工業問題、地方分權問題等，也有些是屬領導方法方面的。重點講反冒進，反對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

　　這次對反冒進的批評，提到一個更高的層次，成了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他說：「兩種方法的比較，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種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應採取『冒進』。很多問題都可以這樣提。」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他說：「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

　　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的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是不擇其善者而從之。」①(①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9日。)

　　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的心情極為舒暢。一方面，周恩來、陳雲等都對反冒進問題作了檢討，承認了錯誤。另一方面，各地區正在制定新的躍進指標，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被激發起來，一個空前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高潮看起來已在各行各業普遍出現。他感到，經過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到這次成都會議，情況已經根本扭轉過來，「大躍進」已成定局。這使他始終處於亢奮之中。在會議的十九天中，他一連發表六次講話，廣征博引，談古論今。

　　三月十日，毛澤東第二次講話，講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進一步批評教條主義。

　　他說：「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計劃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劃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商業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文件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

　　他分析了教條主義產生的原因。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鑒別。二、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瞭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瞭解，既然不瞭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臺上的英雄豪傑一出來，與眾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四、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設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應用，不適合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

　　毛澤東回顧了一九五六年以來獨立探索的歷程。他說：「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一九五七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並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群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群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後定蔔來的。」

　　這是毛澤東自一九五六年初批評教條主義以來，又一次批評教條主義。一九五六年那一次，以蘇聯為鑒，引發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解放，提出了一系列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新思路。成都會議這一次的批評，提出的一些見解，從道理上講也不能說不對，比如學習要與獨創相結合，但由於指導思想上的「左」，由於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地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助長了盲目蠻幹情緒，把許多必要的、合理的規章制度也當作迷信而廢除了，造成無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當的規定，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在這次講話中，還提出關於兩種個人崇拜的論點。

　　他說：「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①(①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3月1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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