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發動「大躍進」(3)

發動「大躍進」(3)

　　毛澤東提出，要破暮氣，講朝氣。他說，暮氣，就是官氣，我們都相當地有一些。世界大發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識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歲死，顏回活了三十二歲，「後生可畏」。周瑜二十幾歲、李世民十幾歲當「總司令」。現在我們這一班人，容易壓制新生力量。要講革命朝氣，保持旺盛的鬥志。①（①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6日。）多讀書，多研究理論，以增加共同語言；去掉暮氣，保持朝氣，以鼓起革命幹勁。這是毛澤東這次講話的兩個重點。他批評了一些人和事，這些批評又是集中對著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負責人的，這就使得會議的緊張空氣繼續升溫。

　　據薄一波回憶，當時與會者都在猜測，毛澤東批評的鋒芒主要是對著誰的。「當時，大家心裡在納悶，這到底是批評誰？少奇同志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約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頁。）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彙報。毛澤東又一次批評反冒進。他拿著《人民日報》關於反冒進的那篇社論，念一段，批駁一段。「這篇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評。社論提出的方針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沒有想到造成這樣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這是沒有料到的。」

　　《人民日報》社論在引用毛澤東寫的《高潮》第二個序言一段話的時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沒有引用後半段：「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澤東寫這篇序言的著重點本來在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社論恰恰不引用這些話，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著防「左」內容的話。所以毛澤東非常不滿，說：「我的文章重點不在此，要引就應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月17日。）

　　一月十九日晚，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淩晨一時結束。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對反冒進承擔了責任。

　　周恩來在發言中承擔了反冒進的主要責任。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反冒進是由於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生產關係改變後生產力將有躍進的發展，因而在放手發動群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表示畏縮，常常只看見物不看見人，尤其是把許多個別現象誇大成為一般現象或者主要現象，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反冒進結果損害了三個東西：促進、四十條、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了一些影響，基本建設減少了一些項目。」「而且最重要的損失在於方針一偏，群眾和幹部的勁頭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縛，使我們建設走群眾路線這一方針受到某些損害。」「因此，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事實上總是違背主席的方針的。」「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①（①周恩來在南寧會議上的發言提綱，手稿，1958年1月19日）

　　劉少奇說：《人民日報》反冒進的社論，基本方針上是錯誤的，經過我發表的，我負主要責任。對於當時社會主義建設方針有所動搖，沒有感到是方針問題。有這個錯誤感到沉重，對主席的意圖體會不深，感到很難過。沉重又高興，看到群眾高潮高興了。解放以來，我們党領導革命領導建設，右傾是我們的主要危險。②（②王任重工作筆記，1958年1月19日。）

　　一月二十日，分管計劃、財政和經濟的三位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彙報工作。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提出一些嚴厲批評。

　　他提出，要採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見相結合的開會方法。「北京是一種空氣，地方又是一種空氣，要使兩種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③（③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58年1月20日。）

　　南寧會議就是一個由部分中央負責人和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小型工作會議。毛澤東集中了中央的和地方的多方意見，在杭州會議十七條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條。毛澤東在講到六十條形成過程時說：「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後在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上共同商量的結果。這幾十條，大部分是會議上同志們的發言啟發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寫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記錄同志們的意見；有一個重要條文(關於規章制度)是由劉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頁）

　　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產生的又一個重要文獻。如果說，《論十大關係》所要解決的是如何處理經濟建設中幾個主要的矛盾；那末，《工作方法六十條》所要解決的是經濟建設的領導方法，但是其中有不少「左」的脫離實際的東西。

　　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突出地提出工作方法問題呢？這同他對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估計是分不開的。他認為，現在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空前高漲，全國人民為十五年趕超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中央和地方黨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變的需要。

　　《六十條》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講工作方法，還涉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黨的戰略任務和目標，以及思想方法等等。

　　《六十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提出技術革命，要求從一九五八年起，把黨的工作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4、345、350頁）與此同時，規定縣以上各級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抓社會主義工業，抓社會主義農業；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著重抓工業，抓財政、金融、貿易。在剛剛經歷了一場政治運動之後，這些規定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使人振奮，令人鼓舞。這是中共八大關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的延續。

　　毛澤東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但它是在不斷革命的思想指導下提出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時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堅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觀點，即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當著毛澤東認為需要提出另外的新的任務時，工作重點就會隨之而改變，就像後來所發生的那樣。

　　《六十條》提出的任務和目標，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的政治氣氛中，在沒有經過充分科學論證的情況下確定的，要求過高，過急，是難以達到的。例如，五至八年內完成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三年內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等。(而在一年以前，毛澤東還是這樣估計的：「中國可能在三、四個五年計劃內，初步地改變面貌。」①（①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提綱)》，手稿，1957年2月。）)「大躍進」，就是在這些不切實際但卻十分鼓舞人心的口號的激勵下，在過高過急的任務的壓力下，一步一步地發動起來的。為實現這些任務和目標，《六十條》裡規定的一些工作方法，如生產計劃三本賬，②（②生產計劃三本賬是指：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見《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第9條。）普遍組織省、市、縣直到基層單位的檢查和評比，提高農業合作社的積累等，助長了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浮誇作風的滋長。

　　毛澤東還提出一個在他看來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叫做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問題。他說：「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說一個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於我們工作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③（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7頁）這個比喻，在一定的情況下是適用的，但把它普遍化，到處套用，就往往會成為拒絕批評、掩飾錯誤的藉口。

　　關於改革規章制度問題。這是劉少奇提出來的，被毛澤東所肯定，作為《六十條》中的重點條目之一。這一條是這樣寫的：「八年來積累起來的規章制度許多還是適用的，但是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進一步提高群眾積極性和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又指出：要根據具體情況，「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並且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①(①《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這一條貫穿著改革的可貴精神，規定的原則也是對的。但在「大躍進」中，大量合理的規章制度也被破除，違反了客觀規律，造成生產無政府狀態，使生產力遭到很大破壞。

　　在《六十條》中，有許多規定是正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幾十年經驗的總結，有它的理論意義和長遠的指導作用。

　　關於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就是這樣的一條。毛澤東說：「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不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3、354、3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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