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7)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7)

　　三月十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四十分，在頤年堂邀集鄧拓、金仲華、徐鑄成、趙超構、楊永直、范瑾、吳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彥修、黃洛峰、王芸生等座談新聞出版方面的問題。康生、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錢俊瑞等參加。

　　新聞出版界對政治氣候的變化反映靈敏，思想也比較活躍。他們在會上提出了不少問題。毛澤東邊聽邊答，輕鬆自如。

　　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的問題，他說：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鬥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並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

　　有人反映，現在報紙編出來群眾不愛看。毛澤東說：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麼高明吧！他又說：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就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

　　有人問：魯迅如果活著會怎麼樣？毛答：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

　　在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他說：對人民內部問題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務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是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三反」的時候，有許多部長就是中央給他們端了梯子接下樓來的。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他又一次強調，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在談到共產黨人要向黨外人士學習時，他說：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道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於具體的科學技術，是不懂的。這種行政領導的狀況，將來是要改變的。

　　三月十一日，晚八時三十分至十一時二十五分，毛澤東在頤年堂邀集部分大學負責人座談。參加的有：楊秀峰、陳望道、彭康、匡亞明、彭迪先、馮乃超、楊獻珍、馮友蘭、胡錫奎等。彭真、康生、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參加。

　　三月十三日，也就是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閉幕那天，從晚上八時至次日一時，毛澤東召集了最後一次座談會。應邀參加座談會的是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部分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錢三強、談家楨、潘梓年、向達、費孝通、沈志遠、翦伯贊、張勁夫、於光遠等。彭真、康生、陸定一、陳伯達、張際春、胡喬木、周揚、錢俊瑞、楊秀峰、黃松齡參加了座談會。

　　這些座談會表明，毛澤東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情況很熟悉，思想很開放（或許還包含著對批判電影《武訓傳》和《紅樓夢》研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某種反思），是真誠地希望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三月十二日下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

　　講話的第一問題是我們現在處在一個什麼時期。他認為：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現在這個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寬廣得多。這樣大的變動反映到了我們的思想上來，反映到了我們的意識上來。全國各個階級的相互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小資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在起變化，個體變為集體，私有變為公有。所以，各種不同意見在思想上有所反映，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個大變動應該說基本上是健康的。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鬥爭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需要好幾年才能夠鞏固。現在這個時期還是不鞏固的一種時期。我看大概需要五年，中國這個社會制度就會鞏固起來。我們會在新的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工業化的偉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前途應該看到。

　　第二個問題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後知識分子的狀況作了一個估計。他說：我國的知識分子大約有五百萬左右。其中有少數人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不那麼歡迎，不那麼高興，甚至抱有一種敵對的情緒，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社會主義活不長，會失敗。或者有那麼一些人，希望社會主義總有一天要恢復到資本主義。這種人是很少數的，有百分之一、二，或者更少一點。除此之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愛國主義者，擁護社會主義。但是也有許多人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如何工作，許多新問題如何解決，如何答覆，不大清楚。拿對待馬克思主義來說，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知識分子，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贊成和擁護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少數；多數人是想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並且也學了一點，就是不那麼熟悉，有些人還有些懷疑。拿愛國主義這個標準來說就不同了。許多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不贊成社會主義，但是在外國人面前他就表現為愛國主義者。有許多人歡迎馬克思主義，但不熟悉，另外有些人有懷疑。這是中間狀態。這些人占大多數。應該承認這種狀態在很長久的時期裡會存在的。同志們都是做宣傳工作的，我們有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這個宣傳是逐步的，還要宣傳得好，使人願意接受。今後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使他們通過實踐（科學的實踐、生產的實踐和各種工作的實踐），懂得比較多一點的馬克思主義，這樣也就好了。不能強迫人家接受馬克思主義，只能說服人家接受。

　　第三個問題，關於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這個題目後來改為「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他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國家。我們都是教育人民的人。不論辦學校的，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都是人民的先生。這五百萬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沒有這五百萬知識分子，就一樣事情也做不好。國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性質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他們是腦力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正因為他們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員，因此他就有個任務，就是應該先受教育，尤其是在社會大變革的時期。知識分子是舊社會留給我們的遺產。這幾百萬知識分子要先受教育。不是已經改造好了，不需要改造了。我看還要改造。大多數人是願意學習的。要在他自己願意的基礎上，有別人的好心幫助，而不是強制地學習。

　　毛澤東在這裡講到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的工人」，「是用腦子的工人」。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提法，跟一九五六年知識分子會議上的提法「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修改後在一九六四年發表的講話裡，這一提法不見了。再往後，知識分子被劃到資產階級範疇裡頭去了。這個變化，同指導思想上逐漸發生的「左」傾錯誤是密不可分的。

　　毛澤東講的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整風。他說：共產黨正在準備整風。中央作出決定，準備今年就開始，先搞試驗，明年比較普遍地進行。黨外人士自願參加。整風的目的，就是要批評幾個東西：一個叫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第二是宗派主義；還有一個是官僚主義。現在的情況是官僚主義相當嚴重。整風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組會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風細雨，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打死的辦法。在整風中間，要把馬克思主義學習推進一步。我們不應該限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已經講過的範圍，應該按照他們的基本方針、基本方向有所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一定要發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沒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則是不能違背的，違背基本原則就是修正主義。停止不前就變成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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