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2)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整風反右(2)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在原定討論一九五七年經濟計劃和財政預算等議題外，還討論了時局問題。劉少奇就時局問題作報告，詳細敘述了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中央關於波蘭、匈牙利問題商談的經過和中共中央採取的方針，分析了波匈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應當吸取的教訓。

　　全會的最後一天，毛澤東作總結性講話。在談到波匈事件時，他進一步指出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嚴重危害。他說：「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毛澤東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④後來，他對匈牙利事件產生的原因，作了比較全面的歸納：「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⑤

　　在八屆二中全會期間，國際上又發生一個事件，引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關注。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鐵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濱城市普拉發表演說。他提出，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頭上。而斯大林錯誤的產生，「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問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在於官僚主義組織機構」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澤東在頤年堂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分析鐵托的演說和一些共產黨對它的評論。最後決定就目前東歐各國發生的問題寫一篇文章。毛澤東提出，文章的題目可以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口號，叫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毛澤東提議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兩天以後，胡喬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陳雲、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開會，討論這篇初稿。毛澤東又提出，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四月間寫的文章相銜接，表明我們的觀點是一貫的，是四月間文章的續篇。他說，文章可以更富於理論色彩，但政論的形式不變。對文章的要點，毛澤東重新作了構思。⑥

　　從十二月十日起，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討論和修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直到正式發表，共八易其稿。

　　在討論中間，他又講了一些指導性和理論性的意見。

　　他反復談到，上篇文章中，我們講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矛盾，這篇文章中要分清兩種性質的矛盾，一種是敵我性質的矛盾，一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們主要講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在講人民內部矛盾的同時，還要講敵我矛盾。當前世界上帝國主義力量與社會主義力量之間的敵對矛盾是基本矛盾。從此出發，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反對帝國主義。這個基本立場在文章開頭就要講清楚，這樣才能夠貫通全域，既解決敵我矛盾，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指出，對斯大林這個人要作認真的分析，先說他正確的一面，不能抹殺；然後說他的錯誤，強調必須糾正；然後強調實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關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毛澤東說，在上篇文章中，我們講存在這種矛盾。現在要講這個矛盾不僅存在，如果處理不好，還可能由非對抗性矛盾發展成為對抗性的矛盾。蘇波關係和匈牙利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⑦

　　《再論》發表兩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康生、張聞天、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在頤年堂開會，對文章作最後一次討論修改。吳冷西回憶說：會後，「胡喬木、田家英和我三個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後面的居仁堂（八大後中央書記處辦公的地方）修改。我們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給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這樣流水作業，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們把最後一部分修改完，三個人一起到毛主席臥室去。毛主席看完後決定當天晚上（二十八日）廣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報》見報」。⑧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通稱《一論》）一樣，注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這是蘇共二十大以來，中共中央就斯大林問題發表的又一篇歷史性文獻。圍繞半年多以來國際上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鐵托演說為集中代表的國際共運內部出現的對斯大林問題的不同評價，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斯大林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許多重大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認識。這篇文章與前一篇文章相比較，涉及的問題更為寬廣，對許多問題的論述更加展開，強調的側重點也有所變化。

　　《再論》長達兩萬字，在篇幅上比《一論》多出了一倍。前面一個引言，末尾一個結束語。全文共四個部分，分別論述了由斯大林問題引發的四個重大原則問題：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道路的估計；關於斯大林的功過的估計；關於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關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文章一開頭，就提出關於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作為全篇立論的根據。

　　在《一論》裡，只是一般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那時，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問題剛剛出現，其嚴重後果還沒有更多地顯現出來，社會主義陣營及東歐一些國家內部存在的尖銳複雜的矛盾也沒有充分暴露。《一論》的重點，是要引導人們瞭解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矛盾這一客觀事實，破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矛盾這種理想化的迷信。這個目的是達到了，而且被後來的波匈事件所證實。

　　形勢的發展，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再論》引言中，有一大段經過毛澤東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達了他在國內外出現一些新情況下，對整個世界範圍內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衝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的利益。」

　　又說：

　　「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複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衝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後，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互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

　　《再論》用上述觀點，縱觀國際共運的整個歷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從中總結出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而不拘泥於對具體問題和具體事件進行就事論事的討論。它以高屋建瓴的氣勢，理論性和政論性兼有的特色，展現在讀者面前。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發表，再一次從理論上解答了人們因國際共運出現的挫折和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而產生的種種疑慮和困惑。它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樣，在國際國內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篇文章是中共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在其中起著指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從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到波匈事件和鐵托發表普拉演說，這一連串的事件，深深地觸動了毛澤東，促使他深入思考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問題，並引發他對中國國內問題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寫的「兩論」，既是他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的理論成果，又是他對這些問題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準備。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以後，毛澤東把主要注意力從國際轉到國內。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國內經濟出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的情況，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事件。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⑨從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⑩對政府批評的意見，對現實不滿的言論，也多起來了。總之，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人們剛剛還在歡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勝利、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怎麼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呢？這是許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對這類事件怎麼處理，全黨既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經驗。一些幹部習慣于按照革命時期的經驗辦事，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處理罷工、罷課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嚴重注意。

　　④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結束語提綱，手稿，1957年3月1日。
　　⑥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頁。
　　⑦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頁。
　　⑧同上書，第80-82頁。
　　⑨《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頁。
　　⑩中央農村工作部簡報《關於退社和大社問題》，1956年12月6日。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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