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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十大關係》到八大(14)


  這裡所說的蘇聯同志,就是米高揚。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揚來華訪問時,對他說的。八大期間,他們兩人再次相會,毛澤東又談起對黨內犯錯誤的人採取什麼態度的問題。米高揚回顧了七年前的那次談話,他說:「您方才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採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來中國時,就曾經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蘇聯後,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我當時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後,斯大林並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他雖未說話,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①①毛澤東會見蘇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

  總之,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對於開好八大,像七大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動員作用。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先由陳雲對七屆七中全會通過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作說明。會議同意陳雲的說明,通過了這個名單。

  接著,毛澤東再次發表講話。重點講經濟建設和中央委員的選舉。他說:

  「現在是搞建設,搞建設對於我們是比較新的事情。早幾年在中央範圍內就談過,我們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麼多、時間那麼長。我們搞建設,是不是還要經過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麼多筋斗呢?我說可以避免栽那麼多筋斗。因為過去栽筋斗主要是個思想問題,是不認識、不覺悟的問題。

  「搞經濟,我們也有了一些經驗,現在搞這些新的科學技術我們還沒有經驗。安排經濟,對人、對資本家、對民主黨派、對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比較學會了,我們有二十二年根據地的經驗。世界上新的工業技術、農業技術我們還沒有學會,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六年的經驗,學會了許多東西,但是從根本上說,我們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來學會更多的東西。

  「我們要造就知識分子。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舊中國留下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只有十萬,我們計劃在三個五年計劃之內造就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包括大學畢業生和專科畢業生)。到那個時候,我們在這個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經驗,有了很多的科學家和很多的工程師。那時党的中央委員會的成分也會改變,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許多工程師,許多科學家。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党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為你就是不曉得,你就是不懂。現在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②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頁。

  人們還曾記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講過的那段著名的話:「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③又曾記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號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級知識分子,以求經濟上的獨立和科學上的獨立。現在,根據已經迅速發展了的客觀形勢,毛澤東沿著這樣的思路又前進了,他認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應該有許多科學家和專家,以適應全面經濟建設的要求。

  接下來,毛澤東又談到增強黨的團結問題。他說:「黨內的關係如何,關係極大,關係到能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所以,這一次的大會有一點跟七大相同,就是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驗,教育党的高級幹部要正確看待自己,正確對待受到的冤屈。他說:「對於那些冤枉和委曲,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有。我是這麼看,也許我比較悲觀。有那麼一些人非常樂觀,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一點矛盾也沒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觀主義,就要犯錯誤。那些人並不是跟我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從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後來證明,政策問題上思想統一了,就完全團結了。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除開極個別的別有用心鑽到黨內來破壞的敵對分子以外,所有犯錯誤的人,不管他犯的錯誤怎麼嚴重,哪怕是路線錯誤,也只是思想不對頭。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應該說,我們黨的七大的選舉,七大以後到現在,黨內是比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說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點不公平都沒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

  最後談到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評價。他說:「應該肯定,我們的中央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央,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我們的党能夠領導民主革命,這已經在歷史上證明了,又能夠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現在也證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我們党能夠領導經濟建設,這一點還沒有完全證明,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了,連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搞經濟建設也有七年了。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什麼,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麼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④

  中共七屆七中全會和八大預備會議,在團結、和諧、生動活潑的氣氛中結束。八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大會就要正式召開了。

  大會前夕,毛澤東還作了一項重要的準備工作,那就是八大開幕詞的起草。

  八大開幕詞,毛澤東寫過兩次稿子,但都沒有寫完。也許是對自己寫的稿子不滿意,或許是工作太忙,毛澤東又要陳伯達代為起草。九月八日,他寫信給陳伯達催問起草情況:「請你將我準備講的那段話,加以修改,並請飭你的秘書給我抄正一張,於下午交我為盼!」⑤

  毛澤東自己起草的兩次稿子,內容大致相同,雖然沒有寫完就放棄不用了,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

  比如,關於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需要的國際國內條件,他寫道:「大家知道,要將一個在經濟上文化上都落後的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式的工業國,需要許多的條件,例如人民群眾的擁護,社會制度的改革,國家的鞏固,黨的鞏固,統一戰線的鞏固,等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除了這些條件以外,我們還需要一些什麼條件呢?我們還需要時間,還需要和平環境,還需要朋友幫助。」

  又比如,關於實現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毛澤東作了兩個估計。一個是實現初步工業化的時間,另一個是接近或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國家的時間。他寫道:「到那時,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工業產值將占百分之六十幾,農業產值將占百分之三十幾,這樣我國就可以說基本上有了現代工業了,就可以說初步地工業化了。但是我國是一個具有六億人口的國家,到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人計算,那時將有七億幾千萬人口,按照每人佔有各項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來說,我國要進一步工業化,要接近或者趕上世界上工業最發達的國家,那就需要幾十年才有可能。」

  這是毛澤東當年思考的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兩步走的構想。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初步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的時間接近或趕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又比如,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分析,毛澤東寫道:「為了建設還需要有一個和平環境,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們認為是可能的。當然,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只要世界上的壟斷資本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方面。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即制約戰爭的因素現在已經強大起來,並且還會繼續增強。這些因素中,第一個,是以蘇聯為首具有九億人口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第二個,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第三個,是西方國家的革命的和反對戰爭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第四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或者有強大壟斷資本存在的國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利害衝突。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世界的人民運動這三個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是互相支援,互相為同盟軍的。我們還可以利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衝突,作為間接的同盟軍而為和平服務,使對戰爭最感興趣的美國好戰分子處於孤立地位。……這樣看來,需要一個持久的和平環境,並且願意為和平事業努力,爭取避免再發生一次世界大戰的人們,占了人類的大多數,這種趨勢還會發展。這樣就制約了戰爭趨勢,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戰不容易打起來。」⑥

  ①毛澤東會見蘇共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
  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頁。
  ③《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5頁。
  ④《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頁。
  ⑤毛澤東給陳伯達的信,手稿,1956年9月8日。
  ⑥毛澤東起草的八大開幕詞(未完稿),手稿,195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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