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成功地實現贖買政策(2)

成功地實現贖買政策(2)

　　李維漢向政治局會議的報告，是在調查報告的基礎上另行起草的，題目是《關於利用、限制和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毛澤東審閱時作了不少修改，一個重要修改，是把題目中的「改組」，改為「改造」。當時，毛澤東把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同對資本主義商業的改組是區別開來的：對工業，採用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兩種方式加以改造；對商業，則是「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見《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所以重點是改造。在胡喬木的參加下，根據會議討論中提出的意見，文件三易其稿。毛澤東準備把它作為黨的決議提交党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後來，覺得還不太成熟，為了慎重，改為李維漢向全國財經會議的報告。

　　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第一個比較系統的文件。它把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的基本理論和政策清晰地勾畫出來，把對資本主義工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同對資產階級的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創造。

　　這個文件提出，對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而對資本主義商業則採取利用、限制和排擠的方針。後來毛澤東改變了對私營商業採取擠掉的方針。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說：「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須研究。」①（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頁。）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總方針，最後完善起來。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報告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小的波瀾。高崗是不贊成國家資本主義方針的，但是會上不說，散會後對李維漢說：「你讀過斯大林的《兩條路線》嗎？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長人社會主義嗎？」斯大林的《兩條路線》一書(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關於「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文章。當時高崗身居高位，正在陰謀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但還沒有暴露。從他的口中說出這樣的話，扯到被斯大林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人們會感到該有多重的分量。李維漢有些緊張，對有關同志說：「不要太高興，不是都同意的。」李維漢親自到高崗家裡，想問個究竟。高崗卻推說這不是他的意見，是張聞天的意見。李維漢又找到張聞天。張聞天只是向他介紹了布哈林的觀點，而在政治局討論時是積極支持國家資本主義方針的。②（②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頁裔問鄭新如談話記錄，1998年4月6日。訪問黃鑄談話記錄，1998年4月8日。）

　　經過兩次會議的討論，作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從指導思想上確定下來了。從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利用、限制資本主義的方針，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會議確定為利用、限制和改造。這是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在指導思想上的一個飛躍。，這裡的關鍵是對國家資本主義產生了新的認識。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與私人資本主義合作的經濟」，包括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但在實際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沒有發展，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許多新形式卻大量湧現。這些都不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在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從建國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實行財經統一，打擊投機，平抑物價，調整工商業，以及實行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的過程中，為了解決私營工商業的困難，緩和公私、勞資的緊張關係，減少工人失業，保持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與社會穩定，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一系列新形式應運而生。這不僅符合國家的利益、為國家所需要，也符合私營工商業的利益、為它們所需要。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同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密不可分的，是順應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一基本要求的。

　　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出現的時候，對它們的意義，人們，包括毛澤東在內，並不是立刻就完全認識的。在經過系統的調查研究和總結之後，終於發現：這些都屬國家資本主義，同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相比較，是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長著社會主義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形式。

　　毛澤東抓住國家資本主義這個環節，對它進行深入研究，並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繫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①（①毛澤東《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經濟》，1953年7月。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頁。）

　　為了加強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統一領導，毛澤東提出，這個工作由中央統戰部負責。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此作出了決定。但是，統戰部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卻是經濟部門的事情，由統戰部來管，工作起來關係不順。怎麼辦？胡喬木向毛澤東建議，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兼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東很贊成，說胡喬木提了個合理化建議。②（②訪問黃鑄談話記錄，1998年4月8日。）隨後於九月二十五日，在財經委員會下設立第六辦公廳，具體負責有關工作，許滌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為國務院第八辦公室，李維漢任主任。

　　經過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和多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確定了，黨關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確。當務之急，是要在黨內外，首先在領導機關和各界上層代表人物中間進行傳達和討論，在思想上取得一致。為此，從九月八日至十八日，連續舉行全國政協第四十九次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會議。全國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還邀請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參加。周恩來在這兩個會議上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針對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改造的顧慮，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步驟，以及資本主義工商界的前途問題。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的前一天，毛澤東在頤年堂約請了十位黨外人士談話，他們是陳叔通、黃炎培、李濟深、章伯鈞、程潛、傅作義、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周恩來、陳雲、陳毅、李維漢等參加。

　　毛澤東首先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他說：「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共同綱領》第三十一條①（①《共同綱領》第31條規定：「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例如為國家企業加工，或與國家合營，或用租借形式經營國家的企業，開發國家的富源等。」）的方針，現在應明確起來和逐步地具體化。所謂『明確起來』，是說在中央及地方的領導人物的頭腦中，首先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無論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方面，都還沒做到，此次會議的目的，應當做到這一點。」

　　關於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和步驟，毛澤東說：「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因此不應該發生震動和不安。」「至於完成整個過渡時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基本上完成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不是三五年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思想。」

　　這就是說，分兩步走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時間，將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第二步，再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有化。而且要「穩步前進，不能太急」。

　　毛澤東還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但要根據需要和可能(《共同綱領》)，而且要出於資本家自願，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

　　關於利潤分配問題，這是工商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事先毛澤東曾向在工會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過調查，瞭解了一些情況。他說：「有些資本家對國家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他們仍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有些工人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我們應向這兩方面的人們進行教育，使他們逐步地(爭取盡可能快些)適合國家的方針政策，即使中國的私營工商業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部分地是為資本家謀利的——這樣就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了。」

　　他在講話要點裡，關於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列了一個表：

　　所得稅34．5％

　　福利費15％

　　公積金30％

　　資方紅利20．5％

　　總計100．O％①（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頁。）

　　這就是所謂「四馬分肥」的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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