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13)

開闢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13)

　　毛澤東到杭州後，調查工作繼續進行。十一月七日向警衛一中隊江蘇、浙江籍的七名戰士瞭解農村情況。十一月十日，又向剛剛探家歸隊的幾名戰士瞭解他們家鄉的情況。用毛澤東的話說，向這些家在農村的戰士調查等於間接地到農村調查。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農業合作化這個大問題已經解決了，很需要有一個農業發展的全面規劃。他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的調查研究工作，也為這件事作了一些準備。他在杭州期間，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的幾位省委書記開會，專門研究農業發展規劃，搞出了十五條。參加會議的有：柯慶施、王任重、吳芝圃、劉順元、陶鑄、邵式平、舒同、曾希聖、周小舟、江華。

　　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離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在杭州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增加了兩條，成為《農業十七條》。參加會議的有：吳德、烏蘭夫、白堅、吳硯農、馬文瑞、陶魯笳、黃歐東、歐陽欽。當天晚上回到北京。

　　毛澤東這次視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十四個省、自治區黨委書記共同商定了《農業十七條》。這是第一個全面規劃我國農業發展遠景的藍圖，內容包括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衛生教育、文化設施以及道路建設等等。以後經過不斷地修改補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共四十條，簡稱《四十條》，內容比《農業十七條》更為詳細而具體了。後來，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回顧《四十條》形成過程時說：「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麼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搞出十五條，然後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後，再到第二次杭州會議①（①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的一次會議，討論《農業十七條》。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譚震林、陳伯達、廖魯言、陳毅、柯慶施、羅瑞卿、陳丕顯、張仲良、張德生、陶魯笳、林鐵、黃歐東、李井泉、舒同、曾希聖、劉順元、江華、江一真、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鑄、陳漫遠、楊尚奎，共25人。在這次會議上，將十七條擴展為四十條，定名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後，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經過去年九月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

　　《四十條》的產生，反映了毛澤東急切地希望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後面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積極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消滅危害人民健康的嚴重疾病，建設一個富庶而環境優美的國家。這個文件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從抓社會主義改造向抓經濟建設工作開始轉變的一個標誌。由於這個文件是在全黨反對「右傾保守」的氣氛中制定的，人們頭腦普遍發熱，提出的各項指標大多超越實際可能性，除了農業合作化一項，其他各項都未能如期實現。

　　六中全會期間，有些省委書記提出，《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毛澤東採納了這個意見。他作結論時說：《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見，限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報送中央辦公廳。

　　毛澤東十一月下旬從杭州回到北京，自十二月起，就動手重編《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書田家英幫助做編輯工作。

　　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形勢發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意料，這也是毛澤東始料所不及的。當九月編書的時候，參加合作社的農戶為三千八百多萬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二。②（②這是1955年10月的統計數字。）到這次重編的時候，十二月下旬，相隔只有三個多月，入社農戶已達到七千五百多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點三。一場有五億農民參加的社會大變革，轟轟烈烈地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對此感到很興奮。在編書的那些日子裡，他全神貫注，仔細地精選材料，認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澤東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他還對大部分材料重擬題目，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題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來的題目是《天津東郊區莊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共三十一個字，毛澤東改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只用了九個字，簡單明瞭，又抓住了主題，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來的題目是《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毛澤東改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類似情況還很多。

　　毛澤東為這本書共寫了一百零四篇按語，有十九篇是九月寫的，未作改動，其他都是十二月寫的或者九月所寫而十二月又加以修改的。無論從內容的重要性和廣泛性，還是從文字的尖銳性和抒情性來說，十二月寫的都遠遠超過九月寫的。這不但反映了農村形勢的重大變化，也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

　　在新寫的按語中，給人以強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和論述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內容。他在一個按語中寫道：「幾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著的、阻礙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著。對於這樣一種情形，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機會主義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雖然頂著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卻對於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①（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頁。）在另一個按語中，他寫道：「想要阻擋潮流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幾乎到處都有，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把一切絆腳石拋在自己的後頭。」①（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頁。）

　　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要算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寫的按語了。他說：「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時期，徵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數已無雇工，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又很壞)，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力量卻是相當強大的，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產：是單幹的富裕中農增產呢，還是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增產呢？在開頭，只是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幹的富裕中農在競賽，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還在那裡看，這就是雙方在爭奪群眾。在富裕中農的後面站著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在合作社的這面站著共產黨」。②（②《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頁。）

　　說到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必然要涉及農村的階級政策。毛澤東寫了一個最長的按語，專門論述這個問題。他提出：「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必須建立現有貧農和新下中農在領導機關中的優勢，而以老下中農和新老兩部分上中農作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黨的政策實現貧農和中農的團結，鞏固合作社，發展生產，正確地完成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這個條件，中農和貧農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鞏固，生產就不能發展，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能實現。」「因此，在合作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一)現在還處於困難地位的貧農，(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三)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樣三部分比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們，首先分批分期引導他們加入合作社，並且選擇他們中間覺悟程度較高、組織能力較強的若干人，加以訓練，組成合作社的領導骨幹，特別要注意從現有貧農和新下中農裡面選擇這種骨幹分子。」他同時又強調：「在合作社的指導方針方面，必須實行貧農和中農的互利政策，不應當損害任何人的利益。」①（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857—860、611、6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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