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過渡時期總路線(5)

過渡時期總路線(5)

　　再一個是「確保私有財產」。他說：「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見《党的支獻》2003年第4期。)

　　毛澤東在醞釀和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是很謹慎的。比如，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過：「要防止急躁情緒。基本上是什麼傾向？是盲目性，太急了。斯大林講的政權到了我們手裡不要急。」②(②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手稿，1965年12月30日。)所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個講話，很強調「逐步過渡」。他說：「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見《党的支獻》2003年第4期。)

　　毛澤東六月十五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是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標誌著毛澤東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已經考慮成熟。

　　全國財經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一篇系統闡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很顯然，他是要以這條總路線為指導，通過對財經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的批評和討論，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這條總路線上來。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討論財政問題，一開始就集中到對新稅制的討論和批評。會議的其他兩項議程，第一個五年計劃問題，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都沒有怎麼展開討論。新稅制成了這次會議的中心問題。會期原定半個月，結果開到八月十三日，足足開了兩個月。

　　新稅制的問題在哪裡？當年陳雲曾作過詳細說明。他說：

　　「解放以後，到去年為止，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的比重逐漸增加。這樣一來，就相對地減少了買賣關係，稅收也隨之減少，需要想辦法來補救。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修正稅制是有理由的。但是採取什麼辦法應該考慮。按照修正稅制，就是不按加工訂貨、代購代銷納稅，而是按買賣關係納一道營業稅，說這樣辦就『公私一律』了。所謂『公私一律』，實際上是給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加一道稅。由此推論下去，又提出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大批發商不納稅，這樣就變更了納稅環節。因此，修正稅制的錯誤，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公私一律』，一個是變更了納稅環節。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因為國營商業和私營商業是不同性質的。首先，國營商業的全部利潤要上繳，私營商業只向國家繳所得稅。另外，私營商業和國營商業對國家擔負的責任不同。私營商業就是做買賣，賺錢，當然它也供應市場的需要。國營商業不僅是為了做買賣，賺錢，更重要的是為了維持生產，穩定市場。國營商業為了維持工廠的生產，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訂貨。農產品下來了，也要收購，不管是過半年後才能推銷，或是過一年才能從外國換回東西來，不然，農產品就會滯銷。為了穩定市場，就必須有相當數量的積存物資。如果沒有這個積存，私商的投機活動就打不下去。有積存，商業部門就要擔負很重的銀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時還要做賠本買賣。比如，用輪船、軍艦把糧食從四川運到武漢、上海出賣，就要賠很多錢，因為運費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漢、上海市場上標上幾個字：『此米來自四川，運費很高，要加多少運費，所以價錢貴』？(笑聲)不能加價出賣，只能賠本出賣。這從國家角度來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採取這樣的辦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錯誤。私商會不會採取這樣的辦法呢？決不會。所以說，私商和國營商業的性質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國營商業差不多，它們擔負著同樣的任務。對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提出『公私一律』，看起來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

　　變更納稅環節的毛病在什麼地方？毛病在於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繳納，給批發商免了稅，這樣他就可以打擊國營商業。為什麼？因為他的進價和國營商業的進價一樣，但是在賣價上他可以低於國營商業，現在他不怕營業額多，營業額越多，資金周轉得越快，賺錢就越多。這樣私營商業就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對國營商業打擊很大。同時，也打擊內地工業。如重慶、西安這些地區的工業，本來是納兩道稅，即貨物稅和出廠營業稅，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廠去買，並不需要納批發營業稅，現在加了一道批發營業稅，這就給內地工業造成很大困難，並會刺激上海、天津這些沿海城市工業的盲目發展。上半年發生的『大魚吃小魚』的現象，就是這樣來的，這是不合乎國家政策的。"①(①《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7-199頁。)

　　根據薄一波回憶，會議的頭一個月，即從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大家在發言中多是就稅制的業務問題發表意見，討論比較正常。在分組討論中，高崗等人看到對新稅制意見較多，就鼓動一些與會者對主管財政工作的薄一波進行不適當的責難。毛澤東瞭解這些情況後，對周恩來說，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好讓大家把話擺到桌面上來說，解決問題。七月十三日薄一波作第一次檢討以後，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批評的調子越來越高，給薄一波扣了許多不適當的政治帽子，有的還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使會議走偏了方向。八月一日，薄一波作第二次檢討，仍不能通過。這樣，會議就很難作結論，也結束不了。對這種不正常現象，毛澤東已經發覺，他指出：不能「以為會議上一切發言的內容都是正確的，事實上，有一些意見是不適當的」。他採取「搬兵」的辦法，把陳雲、鄧小平從外地請回來參加會議。陳雲在會上發言，批評了薄一波的錯誤，同時又明確指出：同志們在會議上提出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的問題。我在今天這樣的會議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②(②陳雲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發言記錄，1953年8月6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也不贊成把薄一波的錯誤說成是路線錯誤。陳雲和鄧小平發言後，會議的氣氛改變了，為周恩來作會議結論提供了比較正常的氛圍。

　　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八月七日，高崗作了一個發言。他的發言很特別，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卻別有用心地把劉少奇說過的一些話、發表過的一些意見，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評。例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時的一些話，一九四九年天津講話中的一些提法，一九五。年關於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一九五一年關於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很明顯，這是借批評薄一波而影射攻擊劉少奇。高崗篡奪黨和國家更高權力的圖謀在財經會議上已經露頭了。

　　八月十一日，在懷仁堂召開全體大會，周恩來做結論。結論引述了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比較完整的表述。過渡時期總路線載入黨的正式文件，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具有重要意義，是全國財經會議的重大成果。

　　這個結論是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結論在引用總路線的提法後，毛澤東又加寫了一段話：「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裡，就已提出，並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願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①(①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結論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53年8月。)

　　關於新稅制的錯誤，毛澤東在修改結論稿時，凡原稿上寫的「帶路線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都把「帶路線性」四個字刪掉。這個重要修改，涉及對薄一波問題的定性。毛澤東是支持財經會議對新稅制、對薄一波的批評的。但是他不贊成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也不贊成說是「帶路線性的錯誤」。

　　全國財經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八月十二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在現存的檔案中，有一份當時毛澤東仔細閱讀和批點圈畫的二中全會決議(即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鉛印本。他講話的提綱就寫在這個鉛印本的封面上。可以判斷，毛澤東是在反復閱讀了二中全會決議後才寫這個提綱的。他的講話以二中全會決議為依據，又進一步發揮了二中全會的決議。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要在黨內開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他說，「三反」「五反」以後，我們僅僅給了黨內貪污浪費方面以基本打擊，但對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的問題沒有解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並在適當時機，召集地區一級領導幹部，開展討論，講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問題。他說，過渡時期、建設時期，有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決議就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現在要具體化。

　　他再一次批評新稅制。他說，二中全會對利用、限制、改造講得很清楚，資本主義經濟將從幾個方面(指在活動範圍方面，稅收政策方面，市場價格方面，勞動條件方面。——引者注)受限制，它和社會主義經濟是領導被領導的關係。現在是「公私一律平等」，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的路線。他說，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列主義，離開黨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新稅制是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說，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既反對不顧人力物力情況、盲目冒進的主觀主義，又反對保守的主觀主義。我們曾經因為反對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即主觀主義，才使革命取得勝利。現在也要這樣，建設方能成功。他強調說，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這是主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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