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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3)


  時至一月中旬,毛澤東還認為,很多地方「三反」鬥爭還沒有真正發動起來,大小貪污分子和浪費現象遠遠沒有揭露出來。他要求「務將一切貪污分子追出而後止」。②(②毛澤東對遵義軍分區關於「三反」運動的綜合報告的批語,手稿,1952年1月14日。)

  這些日子,毛澤東連續幾個晚上召集會議,研究和佈置「三反」運動,以期把這一運動更加深入而廣泛地開展起來。

  一月十五日晚八時半,他在中南海住處召開書記處會議,聽取薄一波關於最近「三反」運動情況的彙報,討論「三反」運動下一階段的工作。參加人有周恩來、朱德、陳雲、薄一波、楊尚昆、楊立三、安子文、蕭華、彭真。當時劉少奇在外地視察和休養,沒有參加。十七日晚八時,毛澤東又約朱德、聶榮臻(代總參謀長)、粟裕(副總參謀長)談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生產和「三反」問題。十八日晚八時半,召開書記處會議,主要討論天津「三反」等問題。到會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薄一波、彭真、黃敬、劉瀾濤,會議至次日淩晨二時結束。

  在這一系列會議之後,全國「三反」運動迅速進入一個新階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一下子把運動推到高潮。這一佈置,首先是在一月十九日中直總黨委召開的有一千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宣佈的。「老虎」,這是當時人們對貪污犯的稱呼,貪污舊幣一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叫「大老虎」,一億元以下一千萬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毛澤東要求全黨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①(①毛澤東給中央和軍委各部門,中央人民政府各黨組;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志願軍,並轉各級軍區和各軍的電報,手稿,1952年1月23日。)他說,大小老虎「已經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叛變人民的敵人,如不清出懲辦,必將為患無窮」。②(②毛澤東致志願軍黨委並告東北局電,手稿,1952年1月25日。)「我全軍對於貪污腐化犯法亂紀情節嚴重的分子,必須一律予以懲辦,不得姑寬」。③(③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給華東軍區黨委複電稿上加寫的話,手稿,1952年2月5日。)

  「打虎」最緊張的階段,是毛澤東轉發各地、各軍來報並寫批語最多的時候,也是毛澤東工作最緊張的時候。這時,毛澤東表現得很急躁,提出不少缺乏根據的「打虎」指標。他當時的心態是:「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乾淨,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④(④毛澤東轉發六十六軍黨委關於打虎經驗報告的批語,手稿,1952年2月12日。)

  毛澤東工作過於勞累,每天連續工作近二十個小時。三月四日這一天,從頭天晚上一直工作到這天下午六時十分才休息,大約二十個小時。晚上十一時五十分起床後又繼續工作。

  為了適當減少毛澤東的工作量,秘書葉子龍囑咐值班秘書:「軍隊,軍以下直屬機關及師;地方,分局直屬機關及地委、專署、縣關於『三反』的報告,均不送給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時,身邊工作人員給毛澤東安排了一場電影,看的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目的是讓他在緊張工作之餘,稍許鬆弛一下。這是元旦晚會以來毛澤東參加的第一次文娛活動。

  由於自上而下地壓「打虎」指標,而且有層層加碼之勢,一些地方出現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辦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澤東一發現這個問題,就立即提出:必須嚴禁逼供信,糾正錯誤。運動到了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二月九日,他在致高崗並告各同志的電報裡指出:個別單位「已出現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結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糾正)。各地如出現此種情況請予迅速糾正」。①(①毛澤東致高崗並告各同志電,手稿,1952年2月9日。)二月二十二日,他在轉發華東軍區「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又指出:全軍打虎戰鬥已達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盡老虎,不要鬆勁;第二要注意調查研究,算大賬,算細帳,清查老虎真假,嚴禁迫(逼)供信。注意這兩條,就可獲得全勝。」②(②毛澤東轉發華東軍區黨委關於「打虎』』情況和部署的報告的批語,手稿,1952年2月22日。)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轉發中直黨委「打虎」報告的批語中,再一次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指出這「是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的所在」。③(③毛澤東轉發中直黨委關於「打虎」工作報告的批語,手稿,1952年2月26日。)

  鑒於貪污在舊幣一千萬元以下的中小貪污分子占全體貪污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規定,對其中情節不嚴重者,一般應免予刑事處分,有的還可以免予行政處分。這樣,大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處分。毛澤東認為,這個規定便於爭取團結和教育改造這一批人,以利開展「三反」鬥爭和建設工作。同時,他覺得對很多的小貪污分子的行政處分還可以更寬一些,在中央已規定的撤職、降級、調職、記過這四項外,再加一項最輕的處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2年3月11日公佈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中,行政處分共六項:警告、記過、降級、降職、撤職、開除。)。他說,這樣,很多小貪污分子(約占全體貪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須給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數小貪污分子減輕對抗情緒,利於團結改造」。②(②毛澤東給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雲、彭真、林彪、聶榮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不久,他在給陳毅的電報中說:「中央正在考慮不單是五十萬元以下而且是一百萬元以下的所謂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於教育」。③(③毛澤東致陳毅電,手稿,1952年2月29日。)同日,他告訴周恩來,百萬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脫,發一指示。④(④1952年3月11日,政務院公佈《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的若干規定》,其中對貪污一百萬元以下的不作為貪污分子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具體規定。)三月一日,李富春送給毛澤東一個報告,是關於起草處理貪污分子的規定和追贓的規定。毛澤東當即批示周恩來酌處,說『『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還太嚴了」。⑤(⑤毛澤東寫給周恩來的批語,手稿,1952年3月1日。)

  一方面,對一般的貪污分子,盡可能地從寬處理,甚至不劃為貪污分子,把絕大多數的人儘快解脫出來,以利於團結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繼續要求深挖「老虎」,特別是「大老虎」,這是毛澤東在「三反」運動後期的一個指導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機關主要是財政部門,業務工作受到嚴重影響,有的已經停頓工作。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在與陳雲、薄一波研究後,於二月十五日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三反」鬥爭中業務停頓的問題現在已到應該予以解決的時候了。每個機關各級領導幹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專搞業務,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兩地的各機關從現在起就可以這樣做了。毛澤東閱後立即回復周恩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請速予調整。」①(①毛澤東複周恩來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澤東電告各中央局、各大軍區:「在運動緊張期內必須指定一部分得力幹部負責日常工作,維持正常財經工作的進行,生產、運輸、金融、貿易均不能停頓。在當地『三反』運動正式發動一個月至多一個半月後,就應逐步增加領導日常工作的幹部,這點很重要,請各同志注意。」②(②毛澤東轉發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計劃的批語,手稿,1952年2月17)

  從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運動開始進入定案處理階段。毛澤東特別強調的是:「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轉發的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③(③《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批語,對於糾正「三反」中的錯案起了重要作用。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是「三反」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第一大案。毛澤東直接督促案件的處理,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先後動用專區地方糧折款二十五億元,寶坻縣救濟糧四億元,幹部家屬補助糧一點四億元,從修潮白河的民工供應站苛剝獲利二十二億元,貪污修飛機場節餘款和發給群眾房地補價款四十五億元,以修建名義向銀行騙取貸款四十億元。總共貪污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以上均為舊幣)。他們還同私商勾結,用公款倒賣大批鋼鐵,中飽私囊,使國家蒙受很大的經濟損失,幹部群眾反映強烈。事發後,華北局及時將情況及處理意見(逮捕法辦)上報中央。毛澤東當即作了批示,肯定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

  劉青山、張子善分別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黨的老黨員,經歷過長期革命鬥爭的領導幹部。曾在敵人的監獄中,面對嚴刑逼供,堅貞不屈,表現出共產黨人的英雄氣概。但在和平時期,他們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成了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虜。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的話,不幸而言中。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決議開除劉青山、張子善的黨籍。隨後,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楊秀峰為首的調查處理委員會。十二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向華北局報告處理意見:「我們一致意見處以死刑。」十二月二十日,華北局將處理意見上報中央,提議「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由省人民政府請示政務院批准後執行」。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在十二月三十日頭版將劉青山、張子善貪污侵吞國家資財的犯罪事實公佈於眾,同時發表了河北省委關於開除劉、張二人黨籍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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