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為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12)

為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12)

　　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專門調看了這部影片。隨後，毛澤東審閱修改了《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稿，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構成這篇社論的主體。這篇社論於五月二十日發表，標誌著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開始。

　　毛澤東尖銳而明確地指出了電影《武訓傳》問題的要害：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卑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還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①

　　毛澤東的批判是尖銳的，嚴厲的。他把武訓行乞興學放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發展的具體環境中加以分析，並進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的根本問題。

　　這篇社論發表以後，對電影《武訓傳》展開了比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學習》雜誌第五期發表了署名楊耳的文章《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毛澤東事先審閱了這篇文章，有針對性地加寫了幾段文字。

　　關於武訓辦義學這件事，毛澤東指出：「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也許想過要為窮孩子辦學堂，但事實只能為有錢人的子弟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②

　　為什麼一部電影和對它的宣傳，會引起毛澤東如此嚴重的關切，親自動筆寫社論，改文章，發表這樣尖銳意見呢？從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歷來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問題的毛澤東，對這種進行不正確的宣傳自然是很敏感的。當時，新中國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領域裡，迫切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進行宣傳，教育人民，以利於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國民經濟的恢復。毛澤東抓住對電影《武訓傳》進行討論和批評這個機會，要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教育人們用這個觀點看待中國近代的歷史，看待歷史人物。

　　為了進一步弄清楚歷史上的武訓是怎樣的一個人，毛澤東責成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作實地的調查。調查團用了二十多天時間，在當時屬平原省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對武訓的情況做了大量的調查，形成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個調查記經毛澤東審閱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報》上連載。

　　調查記共五個部分，即「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武訓的為人」、「武訓學校的性質」、「武訓的高利貸剝削」、「武訓的土地剝削」。毛澤東對調查記作了認真修改，重要的改動和加寫的地方達十五處之多。關於武訓興辦義學一事，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說明在封建剝削下，「只有地主階級能夠壟斷文化，辦學校。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學文化的機會的。在封建地主階級看來，使用簡單工具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農民，也沒有要使他們受教育學文化的必要。這是幾千年封建制度的規律，是唯物史觀所指示的法則。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辦學校，學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並取消地主與農民間的封建的生產關係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這種可能。」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後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第一次批判運動。毛澤東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歷史人物，應當說是重要的，對於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綱過高的情況，未能真正用學術討論的方法來進行，在思想文化界開了用政治批判解決學術爭論的不好的先例。

　　當時在對人的處理上是比較慎重的。影片的導演孫瑜，在運動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但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讓他繼續執導一些影片。幾年以後，毛澤東在文藝界代表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還問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並說：「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判，那沒有什麼，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學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還邀請周恩來到北京大學作報告。周恩來得到邀請，向教育部建議，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師學習會。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這以後，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廣泛地開展起來，首先在北京天津兩市，隨後又發展到全國，先是在高校，以後推廣到各界知識分子。

　　這個學習運動的發起，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廣大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願望和要求，同時也是適應國家進行各項改革和建設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講話，指出：「在我國的文化教育戰線和各種知識分子中，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廣泛地開展了一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這同樣是我國值得慶賀的新氣象。在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的時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現在，這個建議已經逐步地變為現實。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④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產生了積極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這場運動結束時，全國高校教職員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學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學教師的百分之七十五，參加了學習。這對他們轉變立場，克服舊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

　　在運動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做法過於生硬，在感情上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還發生過錯誤地用教條主義的觀點來批判某些學術觀點的問題。後來，毛澤東在講到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指出：「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⑤

　　①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手稿，1951年5月。
　　②毛澤東對楊耳《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③《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頁。
　　④《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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