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為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

為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1)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軍隊，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個大陸。實現全國統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澤東把注意的重點逐漸從軍事戰線移到經濟戰線。此時他最關心的是國民經濟能否迅速地恢復和發展，極度嚴重的經濟困難能否儘快渡過。這是關係新生政權能否維持和鞏固的根本問題。

　　這一點，毛澤東早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地指出來了。他說：「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於佔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他把話說得很重：「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①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正面臨著國民經濟嚴重衰退和全面萎縮的嚴峻形勢。農業減產，工廠倒閉，交通梗阻，物資奇缺，物價飛漲，失業眾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經濟困難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國生產，同歷史上最高生產水平相比，工業總產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業下降百分之七十，輕工業下降百分之三十，農業大約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糧食總產量僅為二千二百五十多億斤。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這種經濟萎縮，在全國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由於國民黨政府在敗逃前的大規模掠奪和劫運，這些地區的資金和物資嚴重匱乏，大批民族資本企業到了連簡單再生產都無法維持的地步。在大工業城市上海，剛解放時，全市煤的存量只夠用一個星期，棉花和糧食的存量不足維持一個月的消費。全市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營工廠中，開工戶數隻占總數的四分之一。相對景氣的棉紡織業，每星期也只能開工三個晝夜。②

　　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政府手裡接收下來的就是這麼一個爛攤子。由於物價暴漲，更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在新中國成立舉國歡慶的日子裡，卻連續出現多次大的物價波動。每一次物價波動，都是由金融投機資本比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領頭帶起來的。在上海物價暴漲時，出現了商店拒收人民幣的情況，有些人興高采烈，以為共產黨的勢力將隨著人民幣的消失而被擠出大上海。

　　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勝利，同在經濟上遇到的嚴重困難，形成強烈對比。有些人對共產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懷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產黨會把經濟管好。他們在觀望，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對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把平抑物價作為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人心的中心環節，大刀闊斧地加以解決。毛澤東把這一重任交給了有理財之能的陳雲。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價和統一財經工作的戰鬥。

　　平抑物價的關鍵，在於穩住上海和其他幾個大城市的物價，尤其以上海為主。只有穩住上海，才能穩住全國。在上海剛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市軍管會曾採取斷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機的大本營上海證券大樓，沉重地打擊了破壞金融的非法活動，取得「銀元之戰」③的勝利，使人民幣得以比較順利地進入市場流通。

　　「銀元之戰」以後，人民幣的地位得到鞏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國的物價並沒有停止上揚的勢頭。在「銀元之戰」中受到打擊的上海投機資本不甘心失敗，很快轉向糧食、棉紗和煤炭市場，利用物資極其匱乏的機會，大做投機生意，引發又一次全國性漲價狂潮。從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上海物價平均指數上漲了一點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漲一點八倍。④有些人發出狂言，說：「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就能置上海於死地。」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斷決定，以上海為主戰場，打一場平抑物價的「殲滅戰」。就在投機資本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的時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大批糧食、棉紗、煤炭從全國各地緊急調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價上漲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統一部署，一起動手，雙管齊下，一方面敞開拋售緊俏物資，使暴漲的物價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緊銀根，徵收稅款。這樣一來，投機商資金周轉失靈，囤積物資貶值，兩頭失踏，紛紛破產。到十二月十日，「米糧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上海一位有影響的民族資本家在事後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僅用經濟力量就能壓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經過「銀元之戰」和「米糧之戰」兩次交鋒，民族資產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財能力有所認識，開始認真考慮要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初步取得穩定市場的主動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創造了條件。

　　隨後，中共中央又決定，採取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的重大步驟，改變戰爭年代分散管理、各自為政的財政體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統籌全國的財政收支、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做到統一計劃，令行禁止。這一措施，有效地鞏固了平抑物價的成果，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勢頭。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全國的物價就完全穩住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留下的通貨膨脹的嚴重後遺症完全消除。飽受幾十年惡性通貨膨脹之苦的中國老百姓，終於過上了物價穩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價和統一財經工作的鬥爭中，陳雲表現出很高的領導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澤東十分稱讚。他在一次談話中說：陳雲同志有這樣的能力，我在延安時期還沒有看得出來，可稱之為「能」。⑤

　　毛澤東還高度評價這兩場鬥爭的勝利，認為它們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實現了，取得出乎人們意料的勝利，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創造了條件。但是，恢復國民經濟從哪裡入手？採取什麼步驟？實行什麼方針？大約要用多長時間？這些問題，必須先有一個全盤的考慮，有一個明晰的思路，來作出明確的回答。毛澤東正是這樣做了。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在推翻了國民黨統治，建立起人民政權，並且根本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為爭取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必須完成三項根本性質的工作。他估計，要完成這三項工作，必須準備用三年左右的時間。

　　毛澤東寫道：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告訴我們，在任何一個驅逐敵人建立人民政權的區域，必不可免地要經過一個困難的時期。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但須付以必要的時間和艱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幾個月或者一年的時間就夠了，有些地方則須經過兩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才能使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工作完全脫離敵人所造成的舊的混亂的軌道，而完全走上新的鞏固發展的軌道。為著克服困難，必須完成幾項根本性質的工作，這就是：（一）消滅封建勢力，使農民得到土地；（二）實行精兵簡政，簡省國家開支；（三）在上列兩項基礎之上初步地恢復和發展一切有益的工業和農業生產。沒有這幾項根本性質的工作，所謂克服困難，只是一句空話。而要完成上述幾項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說來，必須準備付以三年左右的時間，過於性急是沒有用的。」⑥

　　毛澤東寫這段話的時候，全國還沒有解放，共和國還沒有成立，其中所講的內容雖然是就一些地區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義，同樣適用於整個國家。

　　七屆二中全會後不久，四月中旬，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一個被稱為「四面八方」的重要經濟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⑦這實際上是整個經濟恢復時期的指導方針。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頁。
　　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頁。
　　③「銀元之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後，金融投機分子掀起了一次銀元漲價風，每枚銀元的黑市價格，從人民幣的600多元上漲到1800多元，帶動了整個物價上漲。6月1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查封了證券大樓，平息了這場銀元漲價風。
　　④轉引自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關於制止物價猛漲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頁。
　　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的《我們是能夠克服困難的》社論時加寫的話，1949年7月31日。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頁。
　　⑦轉引自劉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會議上的講話，194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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