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4)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4)

　　毛澤東對起義將領說的這一席話，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誠，把中國共產黨所以要實行統一戰線的道理，說得非常明白。

　　一九五〇年五月，毛澤東收到黃炎培的一個意見書，反映蘇南川沙、南匯、奉賢三個縣征糧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等問題，並提出補救辦法的建議。毛澤東先後給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發指示，要陳丕顯派專人或者自己親自對這三個縣作一次調查，「將蘇南征糧偏差及糾正情況，春耕中食糧、種子、肥料等如何解決的及現在蘇南春耕情況，蘇南災情及救濟情況等三項問題，向中央作一有具體內容的較詳細的報告用電報發來，以便答覆黃炎培」。並且特別囑咐：「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並加分析具報。」⑤毛澤東這樣認真對待黨外人士的意見和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體現了統一戰線內部黨與非黨的真誠合作關係。

　　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當時黨內一部分同志中間存在一種關門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也反映到了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間召開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某些代表的發言中。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四月二十一日在同李維漢、徐冰的談話中發表了重要意見。他說：

　　「對民主黨派及非黨人物不重視，是一種社會輿論。不僅黨內有，黨外也有。民主黨派是聯繫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權中要有他們的代表。對民主黨派要給事做，尊重他們，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幹部一樣。要團結他們，使他們進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華南分局陪送張治中來北京的人，一下車就向張治中要求交路費。聘請到東北去工作的教員，發現是民主黨派分子的，就不願意要，讓他們在東北周遊一下又送回去。等等。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要求平等、博愛、自由，我們這樣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愛而是偏愛。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們要解放全人類，資產階級、地主也要幫助他們解放，改造他們。這就是博愛。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洩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所以，政治局最近通過了一個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罵。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講話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⑥

　　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提到解放全人類這個偉大目標的高度，這就把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徹底說清楚了。這個談話，展示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胸懷。

　　新中國的統一戰線是如此之廣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廣大華僑，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其他愛國分子，也包括了從敵人營壘分化出來而走到人民方面來的各種人。中國的大統一就是由這個廣大的統一戰線作保障的。

　　在舊中國，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留學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許多優秀人才。新中國的成立，使他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喚起對祖國的憧憬與嚮往。他們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國。不少人經過千難萬險，擺脫種種阻撓和迫害，才回到祖國懷抱。他們當中，有傑出的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語言學家等等。他們成為新中國許多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為發展祖國科學事業、文化事業、經濟建設和國家建設，為培養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著名畫家徐悲鴻當年曾致信好友陳西瀅，表述他對新中國的看法，勸說在國外的陳西瀅能夠早日歸來。這封信很有代表性，特引錄如下：「解放以來，不通音問已及一年。弟因曾無違反人民之跡，得留職至今。去年曾被派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歐友好，未能進入巴黎，在捷京會後即歸，不及兩月。」「兄等須早計，留外終非久法。弟素來不喜歡政治，惟覺此時之政治，事事為人民著想，與以前及各民主國家不同。一切問題儘量協商，至人人同意為止。故開會時決無爭執，營私舞弊之事絕跡。弟想今後五年必能使中國改觀，入富強康樂之途。兄等倘不早計，爾時必惆悵無已。」⑦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正確處理民族問題極端重要。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原理，結合中國的國情，制定了一套正確的和富有遠見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等，廢除了中國反動統治者實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

　　在籌建新中國，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個突出問題擺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實行「民族自決」，還是「民族自治」？列寧和孫中山都提出過「民族自決」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也贊同過這個口號。但是，當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時，是繼續舊政策，還是採取適應新形勢的新政策？毛澤東選擇了後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致電第二野戰軍前委，並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對這個問題作了透徹的說明：「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強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它對各少數民族特別表現為大漢族主義）曾強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況，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為了完成我們國家的統一大業，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分裂中國民族團結的陰謀，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強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強調，中華各民族的友愛合作和互助團結」。⑧

　　一年後，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六十三次政務會議討論少數民族問題時說：「孫中山先生曾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以『民族自決』的口號把它肯定了下來。在我們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決的原則，因為這樣做對於加強民族間的團結與合作是有利的。現在，從一年來的少數民族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當時的預見是十分正確的。」⑨

　　今天，經過幾十年歷史檢驗，更加證明毛澤東這個預見和決策的極端重要性和正確性。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經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對於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為了保證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培養和吸收大批能夠與共產黨合作的少數民族幹部參加各級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環。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給彭德懷和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外，各級政權機關均應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額，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時期應一律組織聯合政府，即統一戰線政府。在這種合作中大批培養少數民族幹部。」他進一步指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幹部，是不可能的。」⑩

　　⑤《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7頁。
　　⑥毛澤東同李維漢、徐冰的談話記錄，1950年4月21日。
　　⑦徐悲鴻給陳西瀅的信，手稿，1950年11月。
　　⑧《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4頁。
　　⑨周恩來在政務院第63次政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0年11月24日。
　　⑩《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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