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決戰前夕(3)

決戰前夕(3)

　　會議就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劉少奇發言說：打倒國民黨，統一全中國，以前是宣傳口號，現在是擺在議事日程上來計劃了。鄧小平插話說：真正帶決戰性的攻堅這一關還沒有過。劉少奇接著說：現在我們是要準備大的會戰，消滅它兩三個兵團，這一關也沒有過。這兩關過了，那就解決了。錦州、濟南的會戰，如果他們的援兵來，那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朱德插話說：將來在徐州會戰的可能是最大的。劉少奇接著又說：這種思想要在主要將領中大大宣傳，解釋清楚，這就是圍城打援。⒁

　　周恩來就軍事工作作了一個系統的發言。他說：爭取五年勝利是根據過去兩年經驗所作的謹慎的估計。如果蔣介石垮臺早些，勝利來得更快。如果美國出兵，困難要大些。我們今天，自然還是爭取五年勝利。

　　他提出第三年軍事計劃的要點：把戰爭繼續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使戰爭負擔加之於敵，「並且要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今後仍應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攻堅戰可能增多，使攻堅和野戰互相結合。軍隊組織也要逐漸走向更加正規化、集中化。並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戰，「重心在中原」，「北線重心在北甯路」。他還談到第三年軍隊建設的方針：充實野戰軍，努力建立特種部隊，加強地方武裝，精簡後方機關。統一全軍編制的問題，也應該在這次會上確定下來。⒂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兩年來還沒有開過這樣的會。這次會上什麼都講了，連前途問題都講了。關於幾年勝利的問題，過去所講的只是可能性，現在戰爭已經有兩年多了，情況更清楚些，可以帶確定成分地來講了。同時，要充分估計困難和克服困難的可能性，這次會議也作了估計。關於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兩個階段的過渡問題，少奇同志講得很好。新民主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這樣並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至於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⒃

　　十月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將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和決定向全黨通報。通知中強調：人民解放軍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並且指出：為了「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和「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應該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準備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它為最後打倒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新中國，從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準備。

　　當時，國民黨全部軍事力量三百六十五萬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的第一線，其中正規軍二百四十九個旅，用於北線的有九十九個旅，南線的有一百五十個旅。它的主要戰略集團已處在十分孤立被動的地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正是根據這種情況，決定人民解放軍在戰爭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要求全軍殲敵正規軍一百五十個旅左右，並奪取北平、天津、瀋陽以外的一切城市。

　　實現這一戰略任務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利得多：各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主力已可集中、機動地使用；部隊的素質有了極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強；原來被分割的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處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人民支援戰爭的潛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卻被包圍在幾個孤立的據點中，戰鬥力大為削弱，部分高級將領正在尋求出路，醞釀反戰起義。

　　但是，困難還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萬人的太原、濟南、長春等城市，國民黨守軍各在十萬人以上，那裡的城防工事經過多年加修已達到堡壘化的程度，被他們自詡為「固若金湯」；國民黨軍隊鑒於連遭慘敗的教訓，已改取重兵固守、諸兵團馳援的會戰方式；人民解放軍還沒有海空軍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現代化的後勤運輸保障；除東北戰場外，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都沒有取得優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反復地進行權衡。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是毛澤東常常用來指導紅軍作戰的一句名言。他恪守這個原則。對如何攻克國民黨軍重兵據守的大城市，如何對付國民黨軍幾個兵團增援這兩個人民解放軍面對的新問題，毛澤東一直十分關注。他對徐向前部採取以坑道爆破為主的方法來攻克堅固設防的臨汾的經驗，極為稱道。對進攻重要城市時敵軍可能大舉增援的問題，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們應以敵人必然增援為自己作戰計劃的基礎」，在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殲滅援敵的勝利。「在作戰實施中，依據城敵與援敵兩方面有利於我不利於敵之變化，你們可以酌量調節攻城與打援兩方面的兵力，在某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打援方面（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攻城方面。」⒄這些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作戰方法，對不久發動的濟南戰役和以後的戰略大決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濟南是山東的省會，位於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的交會處。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指揮正規軍三個整編師的九個旅和非正規軍五個保安旅等十萬餘人，依託濟南內城、外城和商埠構成基本防禦陣地，並以東山和飛機場等堅固工事作為屏障。蔣介石為了確保濟南，還擬定了一個從徐州派出邱清泉、黃百韜、李彌三個兵團北上增援的「會戰計劃」。

　　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認為，攻打濟南將「是一次嚴重作戰」。他在八月十二日致電粟裕等，從對豫東戰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斷：解放軍如果真打濟南，徐州的三個兵團一定會北上增援；但在剛發生「區兵團被殲、邱黃兩兵團受重創」的情況下，很可能採取「謹慎集結、緩緩推進」的方法。他預計這次戰役的結果有三種可能：第一，「打一個極大的殲滅戰」，也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大部分援敵；第二，「打一個大的但不是極大的殲滅戰」，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援敵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濟南既未攻克，援敵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尋戰機。」他向華東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我們目前傾向於攻城打援分工協作，以既達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援敵之目的。」⒅根據這個決策，華東野戰軍的具體部署是：以山東兵團加一個縱隊擔負攻城；以六至七個縱隊在兗州、钜野間「夾運（河）而陣，並構築幾道防禦工事，以便隨時轉移兵力於運東或運西，阻擊與殲滅敵援。」二十八日，毛澤東又決定中原野戰軍當濟南徐州吃緊、位於信陽和鄭州的張軫孫元良兩兵團被迫移動時，在運動中發起攻擊，殲其一部，以配合濟南戰役的進行。

　　九月十一日，毛澤東給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的電報中，就攻濟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聯繫和區別作了明確的說明：「此次作戰目的，主要是奪取濟南，其次才是殲滅一部分援敵。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卻不應以多數兵力打濟南。如果以多數兵力打濟南，以少數兵力打援敵，則因援敵甚多，勢必阻不住，不能殲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濟的必要時間，則攻濟必不成功。」他又說明這種部署在遇到情況變化時可以予以改變，如：援敵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時，可從打援方面抽調兵力參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決戰鬥，而援敵又已大舉進犯，非殲滅援敵不能繼續攻城的情況下，則應從攻城兵團中抽調一部至半數兵力加入打援。他還指出：攻城部署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集中優勢兵力攻佔西面飛機場，東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階段，則依戰況發展，將主力使用于最利於發展之方向，如果東面利於發展，則應使用於東面。同時指出：「整個戰役應爭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須準備打兩個月至三個月，準備對付最困難的情況，並以此作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發點。」⒆並規定：整個攻城指揮，由你們擔負。全軍指揮，由粟裕擔負。

　　這樣，毛澤東就從戰略運籌到戰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對濟南戰役的基本決策。

　　華東野戰軍遵照毛澤東和軍委的指示，經過周密偵察和準備，於九月十六日發起濟南戰役，只經過八天的戰鬥，就全殲國民黨守軍十萬餘人（其中，爭取整編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二萬餘人在戰場上起義），攻克了濟南城。從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團一部，因為害怕被殲，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區不敢前進。另外兩個兵團還沒有在徐州集結完畢，濟南已告解放。蔣介石的增援計劃便胎死腹中。

　　濟南的攻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和國際輿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杜聿明評論道：濟南守軍的被殲，「可以說蔣軍的『重點防禦』計劃已被擊破」。美聯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評論道：「自今而後，共產黨要到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麼阻擋了。」日本的《朝日新聞》在同一天評論道：「中國的內戰進入了一個極重要的新階段。」

　　濟南戰役的勝利給了解放區軍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區的黨政軍領導機關紛紛致電祝賀稱：濟南的解放「創造了我人民解放軍攻堅解放大城市的新紀錄」，「使我華北華東各解放區更加全面的聯成一片」，表示要加緊作戰，「爭取新的勝利」。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濟南戰役勝利的意義給予極高的評價，指出：「勝利影響已動搖了蔣介石反動軍隊的內部。這是兩年多革命戰爭發展中給予敵人最嚴重的打擊之一。」「華東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經更加迫近。」濟南的攻克，「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的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就是「北平、天津、瀋陽三點」也不除外了。

　　他們還從濟南戰役的勝利中總結出解決國民黨重兵集團的兩條經驗：一是「攻濟打援」的戰法；二是爭取國民黨軍隊舉行戰場起義。正如朱德所說：「吳化文的起義，我們不能過低估計，對我們打下濟南起了相當作用。今後的作戰，就是需要有這樣的起義。」

　　濟南戰役，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把秋季攻勢引向戰略決戰的起點。周恩來後來說道：「三大戰役的序幕是濟南戰役。」

　　⒁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8年9月13日。
　　⒃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48年9月。
　　⒄中央軍委致林羅劉電，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軍委致粟陳唐張，並告許王譚，華東局，中原局電，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軍委致許世友，並告粟譚陳，華東局，中原局電，1948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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