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整風運動(2)

整風運動(2)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澤東決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一書。毛澤東為這本書寫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瞭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瞭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瞭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他又指出：「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瞭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⑧。這些話的針對性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許多做實際工作的人往往單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毛澤東在報告中突出地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說明只有這種態度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要求不單懂得外國還要懂得中國，不單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他對實事求是作了精闢的闡述：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像，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佔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然而，毛澤東這篇觀點鮮明措詞尖銳的重要講話在党的高級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宣傳部門也沒有在報上報道，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黨在準備整風時期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會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準備，成立了調查研究局，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調查研究局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還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也由毛澤東任組長。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後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還把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

　　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對開好九月會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麼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編輯《六大以來》就是為了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六大以來》成了黨整風的基本武器」。⑨毛澤東在一九四三年把採取這些措施後引起的變化說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後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引者）。党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⑩

　　九月會議時斷時續開了一個多月，集中討論了五次。會議重點是檢討黨在十年內戰後期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他一開始就說：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他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他們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他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又說：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占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著。毛澤東分析主觀主義的來源主要是黨內「左」的傳統，蘇聯的德波林等的影響，以及中國廣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他提出：克服主觀主義要從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以思想、政治、政策、軍事、組織五項為政治局的根本業務」，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我們第一等的業務」⑾。

　　會上，有二十八人次發了言，談了在中央內部開展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鬥爭有著極大的意義。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毛主席的報告，對黨的路線的徹底轉變有極大的意義。過去我們對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沒有清算，這是欠的老帳，現在必須償還。」他還說：「對中央蘇區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政治方面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是盲動的。軍事方面是冒險主義（打大的中心城市、單純防禦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老幹部，否定過去一切經驗，推翻舊的領導，以意氣相投者結合，這必然會發展到亂打擊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與教條主義，不研究歷史與具體現實情況。」⑿

　　博古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⒀他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王稼祥總結了主觀主義產生的根源，他說：除中國的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學了一些理論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易做教條主義者，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經驗主義者」。⒁

　　⑧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頁。
　　⑨ 胡喬木談話記錄，1991年3月20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頁。
　　⑩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⑾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1年9月10日。
　　⑿張聞天：《缺乏實際工作經驗要補課》，《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頁。
　　⒀《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領導為中心》，《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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