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1)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為什麼在抗日戰爭十分緊張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要以這樣大的力量和這樣長的時間來進行這場整風運動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是有著深遠的考慮的。

　　中國共產黨在它成立以來的二十多年歷史中，經歷過巨大的勝利和嚴重的失敗，出現過「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錯誤，其中給黨帶來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錯誤，但由於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具體情況辦事，還是主觀主義地憑「想當然」或照著某些「本本」辦事。這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就談不上黨內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奪取勝利。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這時已發展成擁有八十萬黨員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戰以後入黨的新黨員。毛澤東認為，這些幹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將來的新局面」。①

　　全黨範圍的整風是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的，而它的最初醞釀在六屆六中全會後就開始了。為什麼要經過這樣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呢？因為整風的重要目的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這種思想問題的解決，決不能靠強制的手段，必須使人真正從思想上想通，並且從實際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敗的事實中得到證明，才能切實奏效。何況王明有著共產國際作為後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些都需要時間。所以，毛澤東後來解釋說：「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曾明確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他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說的「一些嚴重的錯誤」，其實就是指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錯誤。

　　六中全會後，王明口頭上也說：「党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實際上依然堅持過去的錯誤。一九四〇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寫、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並且在三版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幹部新黨員，對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瞭。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瞭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党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④這是一個挑戰性的行動。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這個問題，便更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來，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已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中國黨的歷史問題，但共產國際沒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上傳達國際的意見時說：國際認為，中共七大要著重於實際問題，主要著重於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在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⑤以後，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和党的高級幹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

　　王明的小冊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後，毛澤東就從一九四〇年下半年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他對編輯這部歷史文獻集十分認真，花了不少工夫。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時沒有看到過的材料，使他對問題有了一個系統的瞭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特別是十年內戰後期打倒一切的「左」傾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損失。

　　毛澤東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後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陝北蘇區。所以蘇維埃後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他說：而遵義會議提到這個時期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關於抗日戰爭以來的錯誤傾向，毛澤東認為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國共合作建立後有一個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後又是「左」傾。他總結說：關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同意以後專門研究，但研究的大綱要談一下。他指出：過去總的錯誤是不瞭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不瞭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便產生了對革命的急躁性。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党，黨員比較幼稚，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不足。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後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繫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於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⑥

　　會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張聞天、陳雲等相繼發言，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樣，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地指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繫起來」，「沒有瞭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瞭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⑦為了引起全黨重視，毛澤東要求把反對教條主義的問題提到黨性的高度來認識。

　　為了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做了兩件事。

　　① 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1942年。
　　②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頁。
　　④ 陳紹禹：《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1940年3月第3版，第3頁。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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