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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前後(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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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已日見惡化,而項英的猶豫不決只會使正在惡化的處境更加惡化。五月四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 「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不論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不論在江北或江南,不論在平原地區、山嶽地區或湖沼地區,也不論是八路軍、新四軍或華南遊擊隊,雖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敵人,均在抗戰。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 「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遊擊隊,在西北、華北、華中、華南愈發展,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愈發展,則克服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的可能性愈增加,我黨在全國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採取相反的估計和策略,以為我愈發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讓,彼愈抗日,或者以為現在已經是全國分裂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不可能,那就是錯誤的了。」 「在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針,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佈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⒁ 這個指示到達後,陳毅立刻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黨打算消滅在蘇南地區的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機,對國民黨軍隊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作準備,這就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 這時,國際形勢又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德國對法國發動全面進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戰。在德國軍隊閃電式的進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國貝當政府向德國投降。英軍從歐洲大陸退守本土。國際形勢的大變動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抗戰。日本企圖在英、法無暇東顧之機加緊進攻中國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營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兩天,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透闢地分析了法國投降、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後的國際形勢及其對中國抗戰的影響。他指出:英、法失敗將帶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促進德、意、日擴大戰爭勝利的貪欲;另一方面,又驅使美、英和法國的殘餘不得不對抗德、意、日。對中國說來,「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說很大地減少了」。「中國投降危險的主要來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動中國投降的最主要的外來力量」。對國內的階級關係,他一直主張作好兩手的準備: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的好轉。這時,他對國內時局的好轉抱著比前一時期樂觀的態度,認為中國目前的抗戰形勢是:「一方面投降危險空前的增長了,一方面好轉的因素亦增長了」,「總的形勢是于抗戰有利的」。他還指出能夠推動時局好轉的兩個因素是: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國民黨黨內與黨外存在著廣大的中間勢力,還保存著更多的積極性,這也是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個重要原因。⒃這個分析,同他在三月間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並且把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放在更明顯的地位。 根據會議的決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戰三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並為《新中華報》撰寫了紀念抗戰三周年的文章《團結到底》。在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寫道:「中華民族的興亡,是一切抗日黨派的責任,是全國人民的責任,但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我們的責任是更大的。」「共產黨員要作抗戰的模範,也要作團結的模範。」「抗戰的第四周年將是最困難的一年。我們的任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投降分子,戰勝一切困難,堅持全國抗戰。」⒄ 在形勢轉變關頭,使高級幹部正確地掌握黨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向延安高級幹部作《目前形勢的特點和黨的政策》的報告。他說:「中國處在新時期中,空前困難時期與空前投降危機是快要到來了。」「今後的一年將是異常困難的一年。」但「全國統一投降、統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們的方針即是避免此種可能,逐漸爭取好轉」。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見減退的情況下,對國民黨應強調團結;要繼續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遊擊隊,但應「限制在戰區、敵後及邊區二十三縣」;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線中的「左」傾錯誤,但右傾也要反對。毛澤東在分析中間勢力還保存抗戰積極性時,提醒大家:「中間勢力的成分現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補充,把國民黨中央軍的大部分也放在裡面了。中間勢力觀念在黨內尚未普遍,這是要注意糾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為這次會議的討論作總結時,又專門談了團結和鬥爭的問題:「我們又強調團結,又強調鬥爭——對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頑固派。」「有時強調團結,有時強調鬥爭——依頑固派的態度是以團結為主還是反共為主而定。」「鬥爭為了團結——為了延長合作時間。」「不論哪一方面(政治、軍事、文化)目前時期都以團結為主。但不論哪一方面都同時又鬥爭,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沒有變化的。」「即在目前時期,某些地方,反磨擦鬥爭還可表現為地方高漲,例如蘇北。」⒆ 毛澤東自己也積極從事爭取中間勢力的工作。六月間,他幾次會見到延安訪問的南洋華僑領袖、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等,向他們詳細介紹國內抗戰情況和兩黨磨擦問題。當年隨陳嘉庚一起到延安的莊明理回憶:「陳先生在延安會見了毛主席,心裡十分暢快」。「延安之行以及與中共領導人的會見給陳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從此把戰勝日寇,祖國抗戰必勝的希望寄託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⒇ 然而,形勢的發展表明毛澤東對蔣介石態度的估計還是樂觀了一些。蔣介石把國際形勢中幾大力量相互對峙的局面看作他「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大好機會。七月一日至八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十六日,他們提出一個「中央提示案」,要求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陝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制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並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就使正在進行的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開了五天會,聽取並討論周恩來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和南方局工作的報告。會議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充分肯定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有了很大發展,注意了中間勢力。中間勢力是一個中心問題。他強調今後要更加重視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過去對南方及日本佔領區注意很少,今後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方面。中央今後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後城市;第三是我們的戰區。」(21)中共中央把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放在全域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長時間內還沒有過。為了推動形勢向好的方面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回到重慶繼續同國民黨談判,各根據地在加緊對日本侵略軍作戰的同時也要做好反磨擦的準備。 從八月二十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這次戰役,八路軍共出動一百〇五個團,二十多萬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結束,史稱「百團大戰」。八路軍前後作戰一萬八千次,斃傷日軍二萬餘人、偽軍五千多人,俘虜日軍二百多人、偽軍一萬八千多人,八路軍傷亡一萬七千多人。 正當八路軍在華北同日軍浴血苦戰時,蔣介石卻加緊在華中部署對新四軍的進攻。他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後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進攻。新四軍多次呼籲韓德勤停止內戰,並一再退卻。韓德勤自恃兵力遠遠大於新四軍,一再進逼。二十七日,陳毅明確表示:退到黃橋,決不再退,省韓進攻,只有自衛。中共中央這時調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黃橋決戰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望先告何應欽停止韓之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22)十月四日,韓德勤以多於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四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一萬一千人。接著,新四軍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23)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劉少奇後來在總結時說:「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後,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24) ⒁《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頁。 ⒂《大陸命令第四百三十九號》,《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頁。 ⒃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40年6月26日。 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頁。 ⒅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0年7月6日。 ⒆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40年7月13日。 ⒇莊明理:《南僑報國覓知音》,《情誼與事業——在周恩來心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頁。 (21)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1940年10月3日。 (23)《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頁。 (24)《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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