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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7)


  但是,對於抗大中的黨員幹部,毛澤東則要求十分嚴格。他們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過去有多少鬥爭歷史,一定嚴懲不貸。一九三七年九月,參加過井岡山鬥爭和長征的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槍殺了陝公女學生劉茜。案發後,毛澤東在抗大校長羅瑞卿寫的報告上很快作出批示,並於十月十日給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認為應該對黃克功處以極刑。他在信中說:「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53)

  抗戰八年中,抗大先後辦了八期,總校和分校共培養出二十多萬幹部,大多在各條戰線上成為骨幹力量,對爭取抗戰勝利,對以後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形勢的發展,來到延安的青年越來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滿足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所新的學校——陝北公學。

  這所學校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雲逸、成仿吾等人籌辦,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學者任教。李維漢回憶說:「陝公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創立的。特別是毛澤東,他在繁重的工作中,還常對學校的任務、辦學方針等關鍵問題,給予及時的指導。」(54)

  陝北公學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幹部;有十幾歲的青年,也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毛澤東對陝公有很高的評價,他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陝公是全中國的縮影,「陝公是代表著統一戰線,陝公是一幅進步的縮圖」(55)。陝公前後辦了近四年,培訓出一萬多名幹部。

  魯迅藝術學院也是毛澤東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學校,是由毛澤東等發起創辦的。這是一所培養抗戰文藝幹部和文藝工作者的學校,由沙可夫、李伯釗等負責。

  毛澤東非常欽佩魯迅,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澤東和他長談了一次,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他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毛澤東經常用魯迅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他說:魯迅具有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三個特點形成了偉大的「魯迅精神」(56)。他還說:「今天第一條是一切愛國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條才是我們自己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我們並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你們魯迅藝術學院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魯藝培養出一大批文藝幹部,創作出一大批宣傳抗日、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作品,對發動和組織群眾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澤東還經常到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以及由他提議創辦的中國女子大學等學校講課。

  到六中全會召開時,這些院校已培養了幾十萬幹部,其中共產黨員達到二十五萬人。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把培養幹部的問題提到更高的地位來看。他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58)他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花了這樣大力氣,自己動手,來抓這件事,是十分有遠見的,效果也是極為明顯的。

  大批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也給這裡帶來了新的蓬勃朝氣。每天傍晚,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都會有年輕人的歡笑聲和歌聲。「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著千萬顆青年人的心聲。毛澤東常常出現在他們中間,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三八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同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次婚姻上的錯誤選擇,給毛澤東後來的生活,特別是他的晚年帶來極大的不幸。

  抗日戰爭前,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和「圍剿」,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被迫處於同外界隔斷的狀況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主張令人們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國內外廣泛的注意。許多人來到延安訪問。梁漱溟回憶他當時去延安訪問的動機:「自日本侵略中國後,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麼樣呢?百聞不如一見。」(59)抱著這樣的目的與心情,一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中外人士絡繹來到延安。毛澤東認為這是瞭解社會情況、大眾情緒和宣傳黨的主張的極好機會,在繁忙中抽出許多時間接見來訪人士。

  梁漱溟是中國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後,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半個世紀後,梁漱溟還能清楚地回憶起同毛澤東交談的情景:「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於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卻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梁漱溟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60)

  毛澤東會見平民教育會派來延安參觀的諸述周時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還是站在老百姓的頭上壓迫他們,只要和他們接近,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自然相信你,隨你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都可以辦得到。只要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何愁沒有人上前線,何愁沒有人抗戰?(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從前線返回內地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和延安軍民的熱情歡迎。毛澤東就合作抗戰等問題同他廣泛交談。這次延安之行對衛立煌產生了很深的影響。陪他同行的秘書趙榮聲回憶道:「自此以後,衛立煌對於延安出版的書籍、雜誌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標題,而且翻閱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細讀七月七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名著《論持久戰》。這本書不但對於衛立煌的『速勝論』、『唯武器論』等頑症有很好的療效」,而且使「衛立煌對於八路軍打獨立自主的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前途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五月十一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老黨員施方白,就這些問題作了回答。第二天還為他題寫贈言: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於統一戰線裡面,才能達到目的。」(63)

  來延安訪問的人中有一些外國朋友,毛澤東非常重視同他們的交往。

  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醫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為了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白求恩率領加美醫療隊到達延安。毛澤東在會見時熱烈支持他建立戰地醫療隊的提議。後來,白求恩赴晉察冀邊區工作,在一次為傷員施行急診手術時受感染而逝世。毛澤東十分悲痛,寫下著名的文章《紀念白求恩》,高度讚揚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精神。

  有些美國軍人對延安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埃文斯·卡爾遜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去延安前說:「如果我能親眼看看,我就能證實真實的情況。」(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爾遜到延安,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毛澤東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還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其中包括英國記者貝特蘭、美國記者王公達、中國記者舒湮、鄧靜溪等。毛澤東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戰的形勢、前途,以及八路軍、遊擊戰爭在持久戰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記者這樣評論毛澤東:「他的外表很像樸實的農夫,但他的舉止卻似文雅的書生」,同毛澤東談話「聽起來似乎覺得『平淡無奇』,過後想起來卻又『雋永有味』」。(65)事後,這些記者將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況介紹出去,毛澤東被國內外愈來愈多的人所瞭解了。

  (53)《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頁。
  (54)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頁。
  (55)毛澤東對陝公第6、7、8、9、10隊畢業同學的講話記錄,1938年3月3日。
  (56)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記錄,1937年10月19日。
  (57)《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頁。
  (5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頁。
  (59)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頁。
  (60)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頁。
  (61)諸述周:《毛澤東先生會見記》,1938年6月14日。
  (62)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頁。
  (63)毛澤東為施方白題寫的贈言手跡,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爾·布賴克福特:《卡爾遜與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頁。
  (65)鄧靜溪:《毛澤東先生會見記》,193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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