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6)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6)

　　抗戰爆發後，毛澤東花了很大力氣，親自來抓這項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復被打散的組織，尋找舊的關係；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開辦各種類型的學校，來培養各方面的幹部。

　　那時候，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呼喚下，大批愛國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經過長途跋涉，歷盡艱難，從全國各地紛紛湧入延安。為什麼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延安會對要求抗日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時「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裡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是這樣走掉了。」「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覺得頂好只有向第八路軍學習。延安的領袖們有偉大的政治經驗，而且特別精於遊擊戰術和民眾運動。我們到西北來學習這些東西。」(48)

　　一走進延安，許多人立刻看到一個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種真摯而平等的新的人際關係，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攝影家吳印鹹回憶道：

　　「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雲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別是這裡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係又是那麼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澤東非常珍視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提倡開辦各類學校，把他們培養成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常常說：「出人是要緊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措施。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的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專門培養抗日軍事政治幹部，是延安最有影響的學校。它的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簡稱「抗大」。抗大的學員，一部分是從部隊中抽調的紅軍軍政幹部；一部分是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學校選調了一批經歷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幹部到校工作，如劉伯承、林彪、羅瑞卿、徐向前、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許光達、莫文驊、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時，又從大後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任教。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共產黨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緊抓好。

　　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的必讀教材。

　　毛澤東和黨中央一些負責人，經常為抗大講課。毛澤東後來回憶：「那時我可講得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他講課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哲學、歷史等，其中主要是談戰略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提高戰略空氣」。他說：「只有瞭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的安置小東西。即使當個排長也應該有全域的圖畫，也才有大的發展。」他要求學員們在政治上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在軍事上要努力學習軍事理論，這些都是戰略問題。

　　有一個學生在畢業後給毛澤東寫信說：「過去未到這裡以前，在外邊（指非特區）看過很多的書報雜誌，五花八門，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著方向。但是到了這裡以後，就學到了中國社會性質是什麼，知道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澤東看後非常滿意，認為他所學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點」(50)。

　　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常常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毛澤東的講話有很強的感染力。劉白羽回憶道：「當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毛主席安詳而沉靜地朝前望著，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麼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毅然決然走上前去。」(51)

　　毛澤東很重視在政治上關心知識青年，勉勵他們進步，並注意在他們之中發展黨員的工作。毛澤東對各隊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養這些人，儘快發展他們入黨。在抗大學習與工作過的李志民後來說：「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多年前這段歷史，就更感到當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待知識分子大膽信任、大膽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關門主義，把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知識青年，或是在政治歷史上沾點『灰塵』的青年統統拒之門外，我們就組織不起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鞏固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52)

　　(48)貝特蘭：《華北前線》，新華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頁。
　　(49)吳印鹹：《延安影藝生活錄》，《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頁。
　　(50)毛澤東對抗大三大隊臨別演詞記錄，1938年3月20日。
　　(51)劉白羽：《延河水流不盡》，《毛主席的旗幟飄萬代》，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黨史資料》1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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