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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3)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多次致電各抗日根據地的首長,要求各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各友軍和地方士紳搞好關係,「減少磨擦,團結對敵」(24)。他強調:「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25)同時,他也繼續注意糾正右的偏向,親自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和第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起草佈告,揭露國民黨頑固分子破壞陝甘寧邊區人民利益、破壞統一戰線的活動,糾正了一部分幹部對這種破壞活動的退讓遷就,使各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得到比較健康的發展。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結束後前往武漢,是因為蔣介石想瞭解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而特地邀請他去的。那時,蔣介石和國民黨黨政軍機關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勢危急的情況下已先後遷到武漢。中共中央原來要王明見過蔣介石後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離開莫斯科時就已把國民黨看得比共產黨更重要,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漢後就留了下來,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併,由他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他繼續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眾》週刊第四期上發表由他起草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同期並發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時局的關鍵》。他還到武漢大學等處作講演,繼續鼓吹他的錯誤主張。

  這時,國民黨中右翼勢力的反共活動日見抬頭。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黨復興社頭目康澤、劉健群在兩黨關係委員會上公然鼓吹「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攻擊八路軍在華北是「遊而不擊」。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掃蕩報》和《血路》、《民意》、《抗戰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謂「一黨運動」。二月十日,《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對國民黨這些言論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是必要的,但王明並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這以前不久,國民黨還指使幾十名暴徒搗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這些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內正確認識國民黨的本質是一次現實的教育。

  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這些倒行逆施,周恩來在二月十日會見了蔣介石。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對主義、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對各黨派並無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願溶成一體」;「對《掃蕩報》言論,認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國民黨)及他個人」;「對政治部副部長仍要周做」。(26)以後,國民政府聘請毛澤東、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七人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擊,使蔣介石不得不承認「中共厲害,他的人愚蠢」(27)。

  鑒於時局中出現的新情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以後被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由於國民黨進行的「一個黨的運動」,他承認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但又認為「國民黨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關於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還進一步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戰略方針」(28)。

  毛澤東在第二天發言,一開始便說:「我只講軍事問題,先說戰爭的長期性。」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後是必然勝利的,但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會失守。」「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過去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遊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來學習。」「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他說:「我同意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毛澤東認為,為爭取國民黨繼續抗戰,合作形式將來可採用民族聯盟或共產黨員重新加入國民黨,但是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關於召開七大,毛澤東認為「須看戰爭的形勢來決定」。他在發言中還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幹部」。(29)

  張聞天在會上說:「歷史決定了國共需要合作,兩黨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今天要利用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鬥爭的形式更複雜了。我們要看到與國民黨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引導國民黨進步。與國民黨吵一下是難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要與國民黨合作,但必須時時有戒心。」「我們一方面要保證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共產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30)

  毛澤東在會上還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但一心只看重國民黨力量的王明執意要重返武漢。三月一日,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但王明連這個決議也不理睬,去武漢後一直到六中全會召開時才回延安。在武漢,他又自行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週刊上,發表。

  為什麼在堅持抗日、堅持統一戰線的共同主張下,毛澤東、王明之間會產生這麼尖銳的分歧?王明為什麼一直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他那些錯誤主張?毛澤東後來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31)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王明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不要得罪國民黨,求得他們不脫離抗日陣營,以免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險;至於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不是或很少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其實,放棄鬥爭,一味退讓,不僅不利於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國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這時,又發生張國燾叛逃事件。四月四日,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到陝西中部縣參加祭黃帝陵的機會,私自逃離,在國民黨方面庇護下經西安到達武漢。十二日,毛澤東等致電張國燾:「希早日歸來,不勝祈盼」。(32)張國燾不聽勸導,在四月十七日以書面形式聲明脫離共產黨,公開投靠國民黨。十八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毛澤東要求全黨把這件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黨員應該不像他那樣,半途放下旗子,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鬥到底,反對開小差。」(33)

  (24)毛澤東致鄧小平、程子華、彭雪楓等的電報,1937年12月17日。
  (25)毛澤東、蕭勁光、譚政致邊區各軍政首長的電報,1937年12月24日。
  (26)陳、周、博、葉、董致毛、洛及書記處並朱、彭、任電,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
  (29)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2月28日。
  (31)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頁。
  (32)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致張國燾的電報,1938年4月12日。
  (33)毛澤東在陝北公學二期學生畢業典禮前一天的講話記錄,1938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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