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2)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2)

　　向党的活動分子所作的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很大的震動，並收到了成效。這個報告後十多天，王明從蘇聯回國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後一直留在共產國際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這一次，他是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關注。當時，蘇聯正面對著納粹德國來自西面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日本從東面向它發起進攻，使它陷於兩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十分希望中國的抗日戰爭盡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軍事力量，減輕它在東面的危機。中國抗戰爆發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會議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應該積極給予幫助和支持。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過於隔膜，過高地估計了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擊日本侵略軍，因此，生怕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係緊張起來，會使國民黨退出抗日戰爭。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卻成了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關心的焦點所在。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曾經著重提出：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佔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⒁他還指出，為幫助中共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必須有「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⒂這樣，共產國際就選中了王明。

　　王明回國前，斯大林會見他，談話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康生到達延安。同機回來的還有中共駐新疆代表陳雲。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冒著紛飛的大雪，到延安機場迎接。這是毛澤東和王明的第一次會面。

　　王明回國後只隔了十來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議的第一天就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它有一個書面的報告大綱，在會上另有一個口頭報告。

　　在口頭報告中，他談了「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接著便危言聳聽地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瞭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於幫助日本。」

　　他進一步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這些指責，顯然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他又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他在報告中還提出許許多多其他批評，例如：「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我們的鬥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義的」，等等。這些還都是對毛澤東的指責。

　　王明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⒃

　　由於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望，對與會者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民黨的軍隊在上海地區進行了三個月的抵抗。會議期間，正好是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南京的時候，正面戰場的戰局處於危急階段。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對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見，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八路軍與遊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範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後，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只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⒄這些，其實都是對王明指責的回答。

　　在會議的第四天，毛澤東又專門就戰略問題發了言。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什麼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採用這個原則。」「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⒅

　　毛澤東後來在中共七大上談到過十二月會議的情況。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⒆他在延安整風時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⒇「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遊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21)

　　儘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從全域來看，它在黨內並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因為經過十多年成功和失敗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成熟起來。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錯誤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因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參加十二月會議的彭德懷回憶道：「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22)所以，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會議在組織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中央局赴武漢領導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赴武漢同國民黨談判；由劉少奇、楊尚昆負責北方局，朱德、彭德懷負責北方軍政委員會，加強對華北遊擊戰爭的領導。

　　會議還決定，中央負責處理各類來往電報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張聞天處理；軍事問題由毛澤東處理；統一戰線工作由王明處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這項工作由張聞天負責。為準備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書記為王明。秘書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康生五人組成。(23)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7年12月9日。
　　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頁。
　　⒇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43年11月19日。
　　(21)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頁。
　　(23)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7年12月12日、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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