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全民族抗戰的爆發(3)

全民族抗戰的爆發(3)

　　為了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毛澤東認為這次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在發言中作了說明：「兩個政策，兩個前途——單純政府的抗戰政策與我們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政策。爭取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變。」「目前極需要把國共兩黨區別清楚。十大綱領的提出，就是與國民黨單純抗戰的區別。」(33)這些，同他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連貫的。以後一個月中的種種事實，使他對問題看得更清楚了，意見也更完備了。

　　洛川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組織了一次座談會，座談會所討論的，是毛澤東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層次的問題。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就是：在統一戰線中，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先作了說明。他說：「兩個階級的企圖，各在自己階級立場上出發。」「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階級高，所以統一戰線由無產階級提出。」他把這一次國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較，認為那時孫中山、廖仲愷所代表的國民黨左派要勇敢些，現在的國民黨當局更膽小些，更小氣些，而且是自覺地來限制我們。他們正在統一戰線的長期過程中，有計劃地吸引共產黨，從各方面影響你，以幾千條線索來套我們。我們有些人容易上當，要有自覺，要使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隨著我黨走。國民黨內也有些人動搖于國共兩黨之間，共產黨吸引國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題，要在鬥爭中來解決。」(34)他在座談會結束時著重強調，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各方面表現出來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黨內加強教育。

　　為什麼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這是當時已經出現的大量事實在他頭腦中引起的反應。兩個月後，毛澤東回顧這一時期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國民黨實力上的優勢，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宣言和決議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鬥爭』的叫囂，國民黨關於『共產黨投降』的衷心願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於統制共產黨的企圖，國民黨對於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對於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民黨七月廬山訓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對共產黨幹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35)

　　由於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嚴重的情況，他認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民族的和階級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軍隊就可能被國民黨吸引過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也會被葬送掉。

　　由於大敵當前，放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面前的最緊迫的現實課題，還是紅軍迅速完成改編，開赴抗日戰爭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會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佈命令，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党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中國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軍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九人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由洛川回到延安。

　　這時，紅軍主力師已改編完畢，從九月二日起，陸續從山西開赴華北前線。

　　同日本軍隊作戰，對八路軍來說，是一次新的嚴峻考驗。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戰的經驗，但從來沒有同具有現代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國家軍隊交過手。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雖已在洛川會議上確定下來，但還需要在實戰中充實、檢驗和完善。八路軍出動到華北作戰的情況如何，不僅關係到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關係到抗日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議結束後的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

　　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是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已經確定下來的。為什麼先開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華北日軍的行進。憑藉山西寬闊、險峻而複雜的地形，不僅有利於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的前進，而且有利於八路軍開展山地遊擊戰，消滅敵人。正如任弼時所說：「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的短處，便利於我們的防守，持久鬥爭與打擊敵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實力派首領閻錫山的統治地區。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繫，又有錯綜複雜的矛盾。日本侵略軍攻陷平津後向山西大舉進攻，嚴重威脅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蔣介石的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將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想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黨員薄一波等經北方局同意同閻錫山建立了聯繫。七七事變後，閻錫山又答應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並且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第三，當時國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師沿隴海鐵路轉平漢鐵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遊擊戰爭。毛澤東敏銳地察覺：這樣做，是「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37)，「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為蔭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39)把八路軍三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於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

　　為了落實八路軍進入山西作戰的事宜，九月初，毛澤東派周恩來和彭德懷一起到太原同閻錫山當面商談，可見他對這次行動的極度重視。

　　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入山西後的作戰區域問題。這就像下棋一樣，開始時的佈局是否恰當，對以後局勢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後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但當八路軍開赴出西時，華北局勢已發生變化。日本侵略軍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在攻佔張家口後折而南下，已於九月十三日佔領晉北重鎮大同；在東路，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設想行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於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這當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看清山西戰局可能發生的這種重大變化，及時改變原定部署，要求將八路軍的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準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提出：「擬以百十五師位於晉東北，以五台為活動重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百二十師位於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百二十九師位於晉南以太嶽山脈為活動地區。」(40)這幾個地區，後來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後堅持抗戰的主要支撐點。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對改變部署的原因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41)兩天后他又提醒：「敵於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42)

　　(33)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3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7日。
　　(3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頁。
　　(36)《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頁。
　　(37)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葉劍英電，1937年8月18日。
　　(39)毛澤東致張沖轉朱德、周恩來電，1937年8月17日。
　　(40)毛澤東致朱德、任弼時電，1937年9月16日。
　　(41)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林彪、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電，1937年9月17日。
　　(42)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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