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全民族抗戰的爆發(2)

全民族抗戰的爆發(2)

　　五日，毛澤東收到紅軍總部從雲陽發來的《關於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於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主張：我們對參戰不遲疑，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發揮紅軍運動戰、遊擊戰、持久戰的優點；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但要求足夠的補充與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對開赴察、綏，但要求給便於作戰的察、綏、晉三角地區與便於補充聯絡的後方。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回電中強調：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應該是「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而不是三角地區，作為協助友軍作戰的地區；「我們事實上只宜作側面戰，不宜作正面戰，故不宜於以獨當一面的語意提出」；同時，要求本著「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主力」⒇。顯然，毛澤東對紅軍作戰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題採取慎重的態度。

　　他所以一再強調這些問題，除考慮到對日作戰的長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外，還由於看到蔣介石對待國共關係問題上已表現出許多不正常的現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一方面卻在陝甘一帶部署了十個師兵力。不久前在南方遊擊隊改編時又出現閩粵邊部隊被國民黨軍隊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為這是「極嚴重教訓，紅軍各部都應引為深戒」(21)。他還認為：「平津失陷後蔣之困難更加，但抗戰決心與合作誠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待爾後證明，此時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功。」(22)

　　由於紅軍出兵在即，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平津失守後的形勢和黨的任務進行一次全盤的討論，統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23)

　　當時中央政治局成員一時來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先開了一次會。

　　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由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他十分明確地斷言：「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對國民黨的狀況，他採取有分析的態度，說道：「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離徹底轉變還遠」。「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但這還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轉變，應戰主義實際是節節退卻」。談到紅軍的下一步行動時，毛澤東說：「紅軍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遊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同時，還要估計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反傾向問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國民黨的適合主義」。提出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和張聞天一起發出的電報中說的是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而在僅僅四天后的這次會議上他卻談到「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遊擊戰爭」。可見，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是他在紅軍出動前夜這個關鍵時刻反復思考的關鍵問題。

　　這次會上，毛澤東還對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項辦法提出補充，初步形成「十大綱領」。四天后，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時，將這個文件交給她。海倫後來回憶：「毛澤東拍案而起，他滿面通紅，兩眼閃光地說：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這十大綱領就能實現，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複著後一句話。」(25)

　　這次會議為十多天后召開的洛川會議做了準備。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並不順利，國民黨方面在各種問題上諸多留難。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爆發，談判才出現轉機。

　　日本軍隊的大舉進攻上海，使抗日戰爭的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它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周恩來後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26)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復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遊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這時，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已陸續趕回陝北。中共中央認為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由於會議要討論軍事問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參加，實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裡，這是一個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所在的雲陽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裡。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裡，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27)

　　洛川會議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的。會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問題；（二）軍事問題；（三）國共兩黨關係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做了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的報告，並作了多次發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指出：現在已經開始政府的抗戰，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但人民還沒有大規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在的弱點與今後的任務——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持久戰的結果是中國勝利。」(28)

　　關於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並且說明：前四條是要實現的，後一條是要爭取的。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這種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的獨立自主」。遊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9)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爭現階段的戰略方針以遊擊戰爭為主。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前期，經歷過兩次戰略轉變：第一次是國內遊擊戰爭向國內正規戰爭的轉變，這個轉變曾遇到很大的困難；第二次是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遊擊戰爭的轉變。毛澤東一年多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談到後一次戰略轉變時說：這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的戰爭過程之間，是在敵人、友軍、戰場都有變化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成為遊擊軍（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遊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因此這個轉變應該是非常困難的。」(30)這一轉變，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對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關係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紅軍還沒有開赴前線的時候，在仔細考察並分析了主客觀實際情況後，便明確地及時地提出要實行這個戰略轉變，充分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關於國共關係，他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党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採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31)。

　　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後，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寧根據地，使它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這支部隊稱為留守兵團，以後在保衛陝甘寧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在民主的氣氛中進行討論。來自不同崗位的與會者對毛澤東提出的党對紅軍的領導、堅持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開展山地遊擊戰及紅軍擔負的任務等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對遊擊戰和運動戰的關係，會上有些不同意見，但由於紅軍急於出發，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出席這次會議的蕭勁光回憶道：

　　「洛川會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中儘管意見不同，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後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當然，它也說明同志們在當時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對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問題在認識上有差異。在以後抗日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32)

　　⒇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博古、林彪、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5日。
　　(21)毛澤東致葉劍英、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4日。
　　(22)毛澤東、洛甫致周恩來、博古並告葉劍英電，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澤東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8月8日。
　　(2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9日。
　　(25)《一個美國女記者在中國的冒險（續）》，《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頁。
　　(27)《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頁。
　　(28)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29)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頁。
　　(31)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7年8月22日。
　　(32)《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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