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5)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5)

　　連續的緊張工作和難以驅散的憂慮，使毛澤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燒發到四十度，嘴唇乾裂，兩眼深凹，臉頰燒得通紅。衛生員給他奎寧片、打奎寧針，高燒依然不退。警衛員吳吉清跑到省政府打電話向瑞金報告。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得知後，連夜騎馬趕到於都，確診他患的是惡性瘧疾。經過精心治療和護理，毛澤東的病情才慢慢好轉。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直到第八天拂曉，我們剛剛想睡一會的時候，聽見有人慢步走到床前來，溫和地說：『這幾天，你們都辛苦了！』我們睜開眼睛，一看是主席，就著急地說：『您病還沒有好，怎麼就起來啦！』主席笑著說：『我好了！』」毛澤東剛能起床，就開始工作。傅連暲等一再勸告他再休息幾天，他回答說：「局勢很緊張，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澤東騎馬趕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於都的敵情、地形、河水乾枯等情況。然後，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佈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46)當時，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希望隨主力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等不讓他走。瞿秋白請求毛澤東給中央說說。毛澤東說，我已經同他們講過，但「不頂事」。

　　毛澤東回到家裡，撫摸著天真活潑的小孩毛毛，心裡很難受。過了一會，毛澤東告訴賀子珍：「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望著賀子珍，他又說：「我怎麼捨得把你們留下呢？」

　　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裡得知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的消息後，立刻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軍委已派部隊到於都河搭浮橋，準備大部隊從那裡過河，又策馬趕到於都。

　　毛澤東剛到於都，就接到中革軍委的電話，說中央決定帶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賀子珍，把她們編在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毛澤東立即派警衛員回瑞金通知賀子珍：小毛只能託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遊擊戰的毛澤覃、賀怡照顧了。在戰爭環境中，這個孩子被寄養在當地老鄉家，後來再沒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八萬六千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長征。

　　毛澤東在於都作好安排後，於十五日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後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並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幹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幹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遊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員離開于都城，踏上征程。劉英過了於都河後看到毛澤東，就問：「你九月份到於都是有『特別任務』的吧？」她後來回憶道：「毛主席這才告訴我，他來於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現在我們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然地過了於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47)

　　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儘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裡，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48)無論在前期的作戰指揮上（包括漳州戰役和宜樂戰役），中期對中央蘇區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的領導，還是後期在會昌和於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盡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績。他還利用這段時間，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幹得到進一步的增長。

　　這段不平常的艱難經歷留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後，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49)

　　(46)吳黎平：《在黨的歷史的緊急關頭》，《學習與研究》1985年第1期。
　　(47)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週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頁。
　　(4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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