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0)

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10)

　　一九三一年底，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便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嚴峻局面。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准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並委任鄧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四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採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一重大任務，是迫切擺在整個蘇維埃與廣大工農群眾的面前。」⑾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舉行；一次是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縣（原寧都縣）舉行。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毛澤東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中的重要部分。報告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為著改善群眾的生活。他尖銳地批評了戰爭忙「沒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認識。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他強調指出：

　　「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⑿

　　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召開後，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出現了蓬蓬勃勃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各項建設工作逐步發展起來。

　　毛澤東把大力發展農業作為經濟建設中頭等重要任務來抓。王觀瀾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抓政府工作時，抓得很緊。農業生產當時主要是勞力問題，雇零工平時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時，一天兩三元也雇不到。紅軍家屬雖有耕田隊幫忙，但也時常發生不能及時解決耕種的問題。地方工作越先進，參軍的人越多，壯勞力也就越少，生產就越困難。所以，毛澤東同志重點抓了創辦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親自講演，予以提倡、推廣。換工本來在民間早有習慣，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餘的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有一個章程，對使用管理和餵養耕牛都有具體規定。但農忙時，勞力還感不足，以後就發動婦女參加勞動，抓典型，獎勵推廣。江西婦女原沒有下田的習慣，通過動員，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成了一支生力軍。就這樣，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勞力不足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一九三四年那一年，農業生產也是大豐收。」⒀

　　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面前的一項嚴重任務。由於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革命戰爭。有人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當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副委員長陳雲同志、朱琪同志都親自抓這項工作。」⒁他們採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儘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溝通了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⒂

　　此外，財政、金融、手工業、兵工廠、郵電、交通、醫藥、衛生等事業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進行的，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毛澤東選集》中的《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報告的重要部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結論的一部分），總結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經驗，明確指出：

　　「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⒃

　　這些方針政策，不僅在根據地經濟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實際上逐步形成一種根本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

　　對政權建設，毛澤東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蘇大會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已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關於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規定「第二次全蘇大會以前應改選各級地方蘇維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作出《關於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決議》，強調：蘇維埃政府「須儘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行政區域劃分完畢後，立刻開始進行選舉。

　　八月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關於選舉運動的訓令。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市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要充分發動群眾，預先公佈候選人名單，「當實行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儘量發表意見」，還要收集選民關於自己實際生活和對政府政策法令意見的提案，在此基礎上開好區、縣、省三級蘇維埃代表大會。⒄

　　⑩ 《紅色中華》，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號》，1933年7月20日。
　　⑿《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頁。
　　⒀王觀瀾：《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和經濟情況》，《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頁。
　　⒁王賢選、何三苟：《中央蘇區反經濟封鎖的片斷回憶》，《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頁。
　　⒂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頁。
　　⒄第二次全蘇大會準備委員會：《選舉運動週報》第1期，193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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