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上井岡山(7)

上井岡山(7)

　　一年多來的井岡山鬥爭，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它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極端複雜的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結果。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它們都是寶貴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前進的新起點。隨著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逐步恢復，毛澤東對一年多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的總結，作出新的理論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後寫成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鬥爭》兩篇重要著作，便是這種總結和概括的集中表現。

　　為什麼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能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長期存在並得到發展？這既是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當時，黨內還有人對上井岡山這件事有非議，跟隨上山的也有人對紅軍能不能站住腳有懷疑。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人們便不能在鬥爭中看清發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樣恰當地對待周圍的環境，也不能從根本上回答紅軍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這種奇事的出現有它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第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使白色政權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造成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第二，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長期存在的地方，是經過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響、工農士兵群眾曾經大大起來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決定著小塊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是沒有疑義的。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是一個要緊的條件。在《井岡山的鬥爭》中，他進一步闡明：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而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

　　毛澤東闡述「工農武裝割據」是党領導下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鬥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鬥爭就沒有後方的依託，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這是湘贛邊界鬥爭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相當突出地提出了「中間階級」的問題。他寫道：「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過重的打擊是主因。」過重打擊中間階級的結果，使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他具體地分析對待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指出：「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怎樣對待中間階級，是一個關係到能不能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奪取革命勝利的根本問題。而要團結中間勢力，就必須堅決糾正那種打擊中間勢力的「過左的政策」。這個問題，此時還只是剛剛提出，以後在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中占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認識這個問題，正是從實際鬥爭生活中經過冷靜觀察和深入思考得來的。

　　對政權問題，毛澤東也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見解。他看到邊界各地存在一種現象：「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裡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做法，是違背民主制度、違背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的。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以後党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土地革命，是工農武裝割據區域各項政策中最基本的內容。在十月上旬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和修改，在十二月間正式加以頒佈。這個《土地法》規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遇特殊情況時得以幾個鄉或區為單位；分配後，主要歸農民個別耕種。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井岡山地區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這場鬥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在幾個縣的範圍內實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以前是沒有這種經驗的。這個初次制定的土地法還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農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這些，以後在實踐中逐步改正了。儘管如此，貧苦農民因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介紹井岡山鬥爭這個在當時最完整、最成熟的經驗。從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政治通訊》等刊物上經常登載有井岡山鬥爭內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道：「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這樣做，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的影響，幫助許多紅軍和根據地領導人開闊了眼界，加快了全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進程，推動了各地革命形勢的發展。

　　這時，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五軍主力第一、三縱隊七百多人向井岡山進發。毛澤東、朱德派何長工率軍部特務營和獨立營前往蓮花縣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寧岡新城舉行慶祝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鬥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的一支紅軍。

　　大革命失敗後，全國革命形勢處於低潮。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創造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從而在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來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第一，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復「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第二，井岡山位於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缺乏足夠的回旋餘地。這兩個弱點，在初期並不明顯，隨著紅軍力量的不斷擴大便逐漸暴露出來。當時在第二十八團當連長的粟裕評論道：「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後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21)

　　井岡山鬥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震驚了江西、湖南兩省國民黨當局，也使國民黨中央政府逐漸感到它已成為心腹之患。陳毅在第二年九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反動政府方面，以為八月失敗朱毛部隊業已消滅，至少是不能為大患，不期捲土重來又複如前，使他們大吃一驚，又因蔣桂戰爭在未發動前肅清朱毛、打破井岡成為湘贛兩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會剿的進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由湘贛兩省集中了六個旅約三萬兵力，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岡山發動進攻。國民黨方面集中這樣巨大的兵力向井岡山進攻，在以前還從來不曾有過。

　　面對著如此嚴峻的局勢，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澤東在甯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傳達和討論中共六大決議，並著重研究如何粉碎國民黨軍隊這次「會剿」的部署。當時井岡山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陳毅第二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崇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遊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柏路會議經過討論，決定採取「攻勢的防禦」方針：由紅五軍改編的紅四軍第三十團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及軍直屬隊出擊贛南，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由於井岡山地勢險要，工事堅固，「八月失敗」時只留少數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計紅四軍主力下山後，將會吸引開相當數量的進攻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所以，會上把這種做法稱作「圍魏救趙」。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人從井岡山茨坪等處出發，經遂川，向贛南進軍。沿途張貼毛澤東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宣佈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宣傳黨的各項基本政策：「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闆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敵方官兵，准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佈告以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共同署名，「朱毛紅軍」的名聲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開。

　　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就這樣踏上新的征途，向著廣闊的贛南地區進軍了。

　　⒇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頁。
　　(22)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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