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建黨初期的實幹家(3)

建黨初期的實幹家(3)

　　勞工會擁有不少群眾，黃、龐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當威信。要把他們爭取過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首先仔細瞭解和分析了勞工會的情況，從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黃愛、龐人銓都是五四運動、驅張運動中的激進分子，為人正直，純潔；黃愛還先後受過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是在征得陳獨秀的支持後由滬返湘組織勞工會的。勞工會領導第一紗廠工人反對省政府把紗廠租給華實公司的鬥爭遭到失敗，正需要人幫助指導。於是，毛澤東從幫助黃愛、龐人銓入手，指定專人同黃、龐聯繫，還多次約他們到清水塘住處懇切交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勞工會成立一周年。毛澤東同黃、龐商議改組勞工會，並在《勞工週刊》上發表《所希望于勞工會》一文，對改組勞工會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勞工會的目的不僅在從事經濟鬥爭，「尤在養成階級的自覺」，「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二是舊的行會式組織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產生的人員精幹的辦事機構。三是工人應該自己養活工會，要準備罷工基金和選舉基金。

　　毛澤東的建議，得到黃、龐的贊同和採納，他們隨即對勞工會進行改組，把原來各工團的合議制，改變為書記制，將過去的八個部集中為書記、教育、組織三個部，黃愛還邀請毛澤東助理會務。他們接受毛澤東「小組織大聯合」的主張，先後成立了土木、機械、印刷等十多個工會。勞工會從此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十二月中旬，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孫中山會商。途經長沙曾作停留。毛澤東在文化書社接待了他，介紹黃愛、龐人銓和馬林見面，請他「花了一個晚上給他們講階級鬥爭、俄國革命」的情況。⑿馬林在隨後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曾這樣談到沿途的觀感：「這次南方旅行我覺得是我在中國逗留期間最重要的時期。……在若干省城裡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問題十分感興趣。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裡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於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青年組織總的說來實際上並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麼貢獻。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遊行並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舉行了罷工」⒀。

　　馬林走後，毛澤東請易禮容轉告黃愛、龐人銓，邀他們到清水塘談話。事後，毛澤東對易禮容說：「談得很好，他們的見解看法同我們是一樣的，願意同我們一起幹」。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澤東通過湖南勞工會、省學聯，發動長沙一萬多工人、市民和學生，舉行示威，反對美、英、日、法等國在華盛頓召開「共同支配中國」的所謂太平洋會議。黃、龐分任大會主席和遊行總指揮。當時的記者報道說：「勞工會的『老虎的和平』的傳單，從經濟的立場，揭穿太平洋的內壁，鼓吹階級鬥爭，鼓吹勞動者武裝，鼓吹全國、全世界的勞動者的大團結，色彩是很鮮明的。」這是改組後的勞工會組織的第一次大規模活動，在全國影響很大。黃愛、龐人銓也在鬥爭中洗刷了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影響，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黃愛、龐人銓因組織長沙紡織工人罷工，遭軍閥趙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綁赴瀏陽門外秘密殺害。犧牲前，黃愛被砍三刀後仍用力高喊：「大犧牲，大成功」。

　　黃、龐遇難後，毛澤東立即聯合長沙各界在船山學社兩次召開追悼大會，發行紀念特刊。為衝破趙恒惕對輿論的封鎖，毛澤東把李立三從安源調回，指示他去常德動員黃愛六十歲的父親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訴趙的罪行。隨後，毛澤東也借機赴上海，組織反趙運動，出席上海追悼黃、龐大會。一時間，全國各地掀起了追悼黃、龐，抗議趙恒惕摧殘工運罪行的浪潮。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寫的報告中特別說道：「因反對太平洋會議，鼓吹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示威遊行及參加紗廠罷工，青年團團員黃愛、龐人銓二人被督軍所殺。」⒁黃愛五四時期曾在天津參加覺悟社，和周恩來交情甚深。周在德國得知黃、龐被殺，悲憤地寫下《生別死離》一詩，表示決心要用鮮血來澆灌「共產花開」，讓「赤色的旗兒飛揚」！

　　通過改組和指導湖南勞工會的活動，毛澤東初步獲得領導工人運動的經驗。他深知依靠和培養骨幹、建立強有力的工會組織的重要性。於是指派黨內幹部，先後組建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這個名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定下來的。除路礦等方面的一部分產業工人外，湖南省會長沙主要是手工業工人聚集的城市，行業很多，工人多達十萬人。毛澤東領導湖南黨組織先後組建了長沙泥木工會、長沙人力車工會、長沙筆業工會、長沙理髮工會、長沙縫紉工會、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等。各工會和俱樂部的秘書都由共產黨員擔任，毛澤東還親自兼任長沙鉛印活版工會的秘書。從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後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礦和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罷工，掀起了湖南工人運動的高潮。

　　鬥爭高潮是從安源工人大罷工開始的。

　　江西萍鄉的安源煤礦和湖南株洲到萍鄉的株萍鐵路，合稱安源路礦，共有工人一萬七千人。由於株洲同長沙已有鐵路相通，它同長沙的聯繫比同江西省會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黨組織領導，是湖南黨組織領導範圍內最大的工礦企業。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後，毛澤東到萍鄉休息，到過安源考察，注意到這裡的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他們每天勞動長達十二個小時，工資低微。礦井又沒有安全設備，不斷出現傷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礦一些工人寫信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幫助並指導一切。書記部派毛澤東前往。他兩次到安源，後一次還帶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髒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瞭解他們的疾苦。他告訴工人們應該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還打了個比方，說：路上有點小石子，大老闆抬腳隨便一踢，就踢開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摻上沙子、石灰合成團，大老闆搬也搬不動。回到長沙後，毛澤東決定把這裡作為發展工人運動的基本立足點。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開闢工作，以後又陸續派劉少奇、蔣先雲、黃靜源、毛澤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澤東很強調爭取以合法形式開展鬥爭，先把腳跟站穩，逐步開展工作。他告訴李立三要利用當時社會上時興的平民教育運動，開辦工人補習學校，發現和培養骨幹。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辦平民教育的名義。他通過關係打聽到萍鄉縣知事是舉人出身，喜歡古文駢體，反對白話文，就用「四六體」寫了一篇呈文請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這個縣知事還把呈文加上頭尾，作為佈告張貼。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補習學校。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連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勞動節這天，安源工人舉行了聲勢較大的示威活動。

　　五月中旬，毛澤東第四次來到安源，召開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會議，聽取工作彙報。當聽說「五一」遊行喊的口號中有「中國共產黨萬歲」時，他告誡大家，一定要穩當，一下把共產黨公開出去，要是反動派向你們要共產黨怎麼辦？有的人就會害怕。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要講究鬥爭策略，不然就要吃虧。現在要緊的是把工人組織起來。

　　此後，工人俱樂部注意鬥爭策略，採取創辦「消費合作社」的方式，把俱樂部活動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使加入俱樂部的工友增加了許多。九月初，毛澤東第五次來安源，和蔣先雲、朱少連等分析安源鬥爭形勢，一致認為罷工時機已經成熟。接著又召開黨支部會議，研究罷工方案。毛澤東提出了「哀兵必勝」的策略，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礦當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大罷工，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總代表。罷工宣言提出十七項政治和經濟要求。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經過五天的激烈鬥爭，工人俱樂部「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⒂。這年冬天，毛澤東第六次來安源，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在會上作了全國工運情況的報告。臨行前，毛澤東指示安源黨組織，趁罷工勝利，發展一批優秀工人入黨。安源黨團組織迅速發展，到一九二三年就發展了十三個黨支部和二十六個團支部，還建立了安源黨的地方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第七次到安源。這時，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受到直系軍閥吳佩孚殘酷鎮壓，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安源路礦當局也揚言要取締工人俱樂部。來安源前，毛澤東就召集安源黨組織負責人到長沙開會研究對策。他指示要暫避鋒芒，取穩重步驟，不輕易舉行罷工，但要擺出彎弓待發之勢，做好罷工的充分準備。安源的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回來後一方面找礦局談判，嚴詞指明當局有請軍隊解散工人俱樂部的陰謀，如果這樣做，勢必引起工人再度罷工，整個礦區將遭受破壞。同時在工人中緊急動員，號召大家做好充分準備。這就使礦局陷於被動，終於不敢動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緊接安源罷工勝利之後，毛澤東又發動和領導了長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罷工鬥爭。

　　當時，官府搞土木工程的「義務工差」很多，工價又低，這是泥木工人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罷工的基本目的是爭取營業自由權，並要求長沙縣知事把工價調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罷工開始後，毛澤東奔走呼號，使全國一些地方的工會發來聲援電，長沙《大公報》幾乎每天都報道罷工消息。但長沙縣公署拒絕接受工人提出的條件。工人們決定請願，縣公署又張貼佈告，禁止請願，否則依法懲辦，還說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發生黃、龐事件，找毛澤東商量。毛澤東對他們分析說，現在的形勢與黃、龐領導罷工時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組織，社會各界同情我們；另一方面，此事和趙恒惕直接關係不大，沒有趙的眼色，長沙縣知事周瀛幹不敢殺人。

　　十月二十三日，數千泥木行業工人開進了縣公署圍牆。毛澤東穿著一件對襟衫在隊伍中間指揮。他手上帶著一個口哨，吹一聲口哨，工人喊一句口號，連吹連喊，工人的情緒越發高漲。周瀛幹始終不敢出來。最後省政務廳長吳景鴻只好出面，答應次日上午召集公團會議，請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協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親自擔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領幾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務廳同吳景鴻談判三小時，迫使吳答應由泥木工人行具一個呈文，說明要求增加工資和營業自由，交省政府趙恒惕批准。毛澤東當場將吳和工人代表的談話記錄下來，並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長文》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毛澤東在「呈文」裡採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擊的策略，特別指出：營業自由，載在憲法，工價之爭，官府不必過問。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價請求開工，「獨長沙縣知事堅持不決，實屬違反省憲，阻抑工情。既蒙省長維持，複承政務廳吳廳長於今日工等代表晉見之時，代表省長表示允照工等主張辦理」，請省長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趙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經過二十天罷工鬥爭，取得完全勝利。

　　為了便於統一領導和更大規模地開展湖南工人運動，毛澤東開始籌劃全省統一的工人組織。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粵漢鐵路總工會在長沙新河站開成立大會，大會由毛澤東主持，全省三十多個工會組織各派代表參加。與會代表一致贊成組建全省工團聯合會，隨即又召開聯合會第一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被推為主席並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發表演說。會後，毛澤東參加起草了全省工團聯合會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開各工會第二次代表會議，毛澤東被選為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幹事局總幹事，郭亮為副總幹事。同時發佈宣言通告全國。這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兩大地方組合」之一，另一個是湖北省工團聯合會。勞動組合書記部這個名稱是搬用的外來名詞，很難被工人群眾所理解。在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後，這個名稱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後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趙恒惕政府進行了三天說理請願鬥爭。

　　當局對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深感不安。他們製造謠言，說幹工運的是「過激派」，得了外面的錢，搞無政府主義，要推翻現在的省政府等。同時還放出將對工人採取嚴厲鎮壓手段的口風，並發生了長沙西區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車工會會牌等挑釁事件。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委決定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利用趙的省憲法，展開說理鬥爭。十二月十一日，毛澤東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的身分，率領所屬各工會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等二十三人，會見長沙縣知事周瀛幹、省警察廳長石成金。十二日，又會見省政務廳長吳景鴻。十三日，直接會見趙恒惕本人。他們就請政府表示對工界的態度，關於結社、集會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態度等十個問題展開談判。迫使趙恒惕等宣稱，政府對工人全采保護主義，並無壓迫之意，還承認省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的人民有自由結社、和平集會的權利，「不受何種特別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澤東等還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難做到，故以民治主義為原則，絕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趙恒惕等對「不要政府」的無政府主義確是深惡痛絕，但對社會主義卻茫然無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這種態度極為得當」。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決，毛澤東等立刻以《各工團代表與趙省長、吳政務廳長、石警察廳長、周長沙縣知事交涉的實在情形》為題，披露說理鬥爭詳實情況，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長沙《大公報》上。趙恒惕像吞下一顆酸澀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後他對左右說：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確，經過兩年工人運動的鍛煉，毛澤東已經成長為一個老練的革命家。在鬥爭實踐中，他依靠組織和群眾，培養骨幹，注重策略，利用矛盾，爭取輿論，以合法鬥爭掩護和配合非法鬥爭，積累了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後來毛澤東身上表現出來的出色的領袖才幹，這時已初見端倪。他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罷工十次，勝利及半勝利九次，失敗一次，「大引起社會之注目」⒃。同時也獲得黨內的高度評價。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曾這樣說：「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於不瞭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刊發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六年過去了。從五四、建黨到工人運動，陳獨秀越來越賞識毛澤東的才幹。一九二三年一月他著手籌備黨的三大，便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一職。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安排好湘區工作，離開清水塘，離開妻子楊開慧和剛剛半歲的兒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這時，長沙街頭已貼出趙恒惕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佈告。

　　⑿《馬林赴華回憶》（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頁。
　　⒀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陳獨秀：《黨務、政治宣傳、勞動運動情況及今後計劃》，1922年6月30日。
　　⒂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罷工勝利周年紀念冊》。
　　⒃毛澤東：《省憲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論月刊《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黨代表會議的報告》，19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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