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師範生(2)

師範生(2)

　　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自然受到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的強烈感染。他一跨進一師大門，就體會到這種特殊的氣氛。每逢集會，學生們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嶽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材自昔誇熊封。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楊昌濟也是嶽麓書院的畢業生。在他的倡導下，研究船山學問在一師成為風氣。毛澤東尤其用功，還經常到楊的好友劉人熙創辦的船山學社聽課。同時，還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講堂錄》裡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滌生」是曾國藩的號——引注）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看來，他很贊成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曾國藩還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稍後，他在一封信中同時提到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幾個近代風雲人物，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④。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

　　這個命題出自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一九一六年，在嶽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掛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嶽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並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

　　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裡，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毛澤東沿著注重實際的路子吸吮傳統思想中的優秀遺產。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後」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都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裡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還特別說到顧炎武，推崇他「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耳濡目染，手寫心記，強化了毛澤東對社會實際的重要性的認識。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遊學」。湖南俗話，稱「遊學」為「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裡路，遊歷了長沙、甯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遊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為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裡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遊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歷了半個多月。他日後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裡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盪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盪風雲。在一師期間，他總共花了一百六十塊錢左右，大約有三分之一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他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還常帶著地圖、字典和筆記本。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了如指掌，並且往往充滿著激情。於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這更加深了他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學校的課堂並不平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並於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複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傳出，舉國憤慨。一師學生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毛澤東讀罷，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這時，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的易永畦同學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學友會為他舉行追悼會，毛澤東在挽詩中寫道：「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這是首長達四十行的五言古風，也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留下手跡的最早詩作。它同《明恥篇》封面題詞一起，表達了青年毛澤東對民族危艱的沉重憂慮，和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學子抱負。

　　外患常同內政相聯繫。袁世凱緊鑼密鼓地開始復辟帝制。楊度等出面網羅名士，組織籌安會。湘中一度風傳在京謀職的黎錦熙也被拉了進去。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寫去一信：「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還勸黎離開北京這塊「腐臭之地」，「急歸無戀」。後來弄清了這是誤傳，他才如釋重負，又馳函致歉。

　　反袁聲浪日益高漲，就連昔日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湯化龍也起而響應。毛澤東當時擔任校學友會文牘，主持把三人有關時局的言論編印成《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已從一師畢業的陳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八時接潤之兄書，並承賜《湯康梁先生之時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佈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控制著北京政權。曾參與策劃護國戰爭的梁啟超，轉而致力於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發革命危機。毛澤東對袁世凱稱帝深惡痛絕，但對袁氏所培植和依賴的北洋軍閥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因而很贊成梁氏的主張。六月下旬，他趕回韶山看望病臥在床的母親，因南方軍隊在銀田寺一帶騷擾，被阻隔途中，越發認為政局應該穩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兩次寫信給蕭子升，陳述對時局的看法。他說：「國局自上月三十日約法、國會、內閣三大問題解決後，南方相繼取消獨立，撤除軍務院，漸趨統一。此由於南部諸英之深明大義，和段氏之中樞斡運，黎公之至誠感人，其力尤多。……中央舉措，究可佩服。」這裡，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諸英」列在一起來稱讚。

　　湖南人這時驅逐了袁世凱任命的都督湯薌銘。他列舉驅湯後的一些消極現象，諸如「暴徒乘機報復」，「自推長官」，無視中央而不得統一等，憂心忡忡地覺得「湘省之禍，比之辛亥為烈」，「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意此次竟演此惡劇」。看來，在反袁前後，毛澤東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還處於彷徨時期，露出了後來一度信奉過的「無血革命」的端倪。

　　當時，國內報刊傳出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製造《二十一條》的罪魁，許多人希望他下臺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七月二十五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而且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這位二十四歲的師範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澤東在一師的學習生活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那麼，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轉折。前期，他更多地關注傳統典籍。後期，他把重點放在哲學、倫理學上，社會實踐也更加廣闊和豐富了。不管在前期還是後期，他學習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求救濟時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內容發生了變化。

　　這個變化，和當時的思想界狀況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後幾年的痛苦經歷，對中國的先進分子來說，是件好事。舊的路子走不通了，就會尋找新的道路。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驚醒了世人。許多人認識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和鞏固，關鍵是缺少一場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先覺者們進行的救國鬥爭所以屢遭失敗，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這樣，先進分子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思想文化領域，主張著重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時當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誌》（一年後改名為《新青年》）。他撰文強調，「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後之覺悟」⑤。

　　這就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由來。

　　④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陳獨秀：《吾人之最後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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