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47)_特裡爾

一四七

　　他具有軍人的心智，兵權之劍倚掛在史籍之旁。他熱愛自己的國家甚於最為閃光的邏輯真理模式。他鄙薄技術，對於機器能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觀點不輕易苟同。在經濟領域他可不是行家裡手。

　　毛澤東、拿破崙、丘吉爾和戴高樂都是這類集思想和行動於一身的人，這類志存高遠者頗難博得「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贊許。走出書齋拯救自己國家的特立獨行者終會成為傳奇人物，而且很難把他們與那些曾激勵過他們去行動的聖賢英雄區別開來。

　　不是毛澤東的思想對歷史有巨大貢獻，而是他的行動實現了他的思想。

　　對於20世紀中葉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毛澤東的主要功績在於統一了中國。這個國家的幅員和多樣性與整個歐洲相當，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統一。在20年代，中國變得如此衰敗和混亂——像一盤散沙，如孫中山哀歎的——以致許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認為，不可能把中國合而為一了。

　　毛澤東領導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統一的時代之一，方言在逐漸消失。學校教育使孩子們易於辨認打上了「新中國」印記的喜馬拉雅山脈和東鄰朝鮮的森林。共產黨組織的網絡使當時中國28個省的相互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一本書能像「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主席語錄》那樣被億萬人誦讀。人們甚至一邊哀歎這本語錄成了知識分子的緊箍咒，一邊還是把它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頂禮膜拜。

　　中國由毛澤東領導在世界上站起來了，這在中國人的眼中尤為重要。這恢復了中國人崇高的自我形象。「東亞病夫」的崛起足以使亞洲的其他國家對其新產生的能量感到緊張。毛澤東年輕時心憂天下，所擔心的莫過於中國遭外敵入侵而覆亡。

　　自1949年宜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來，正當壯年的毛澤東意之所欲已得到時間證實。當北京宣佈核試驗時，中國年輕人便神情激動起來。政府同人民之間的默契使外國軍隊——不管是蘇聯、美國，還是日本的——都不可能「威嚇中國」。

　　在毛澤東身上總有什麼東西使他拒絕踏上易於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擾之時他才會返回古老的價值之路。經濟進步是毛澤東對中國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對這種進步的特質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內的團結和信任拋在一起，以發動其駭人聽聞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紀70年代，如果與蘇聯保持不密切的事務性聯繫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過去的清白被蘇聯模式的未來所玷污——所以他宣稱莫斯科是萬惡之源。

　　然而，毛澤東的矛盾不只是存在於他這個人的封閉著的世界。這些矛盾變得如此之大是因為中國的變化比毛澤東的變化更大，而中國這種騷亂般的變化又與毛澤東緊密相關。

　　毛澤東的一生不能用單塊布料來裁剪。晚期的毛澤東——歐洲非斯大林化之後——與奪取政權時的毛澤東明顯不同。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已自我融化，而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現實卻伴隨著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輝煌勝利而來。「修正」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毛澤東本應認識到，隨著中國條件的變化毛澤東主義也必須要修改。然而，就像加爾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權利一樣，毛澤東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應由社會現實所決定。他不能面對權威的喪失，這是他的思想觀念必將帶來的後果。

　　毛澤東是憎恨舊事物的人，然而最終他篤信一種別人發現已經陳舊了的思想觀念。年輕的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所鼓舞，他熟練地用它來贏得了政權，且帶來了中國的新時代。老年的毛澤東則為關係的改變感到困惑，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周圍的新社會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現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國很有可能會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領導人紀登奎在回憶中說得很實際：「他的黃金時代正好是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這20多年。」

　　毛澤東說過：「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然而政治熱情與靈魂的關係是消長起伏的。1919年，毛澤東為一位新娘的悲劇深深觸動，他呼籲「自由戀愛的大潮」。而毛澤東給中國留下了什麼樣的戀愛自由呢？說不定什麼時候，1919年長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風險的孫輩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戀可能會入獄幾年。

　　這並不是毛澤東失去了讓中國人民從重負下解脫而獲得自由的夢想，而是在中國共產黨掌權數十年後，個人解放與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點之間的鬥爭了。

　　年輕的毛澤東和他的朋友深受個人信念的驅使，而他們的個人信念同時也就是社會信念。他們把自己的一生僅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將同時改變中國和他們自己的命運。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為人民謀幸福。

　　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環境不同了，個人權利不再輕易能滿足重大政治鬥爭。

　　毛澤東畢竟誕生於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農村度過了大半生，這是一種沒有機器的生活。當軍隊潛行于山地時，通信聯繫是中世紀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圖將陷入驚人落後中的公民拯救出來。

　　毛澤東是維新者，但這位維新者不可能——絕不能——躋身於現代人之列。

　　毛澤東14歲違心地以封建方式結婚時，中國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個多世紀以後，幾十位國家領導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幾乎像朝聖者，對紋絲不動的、向來不會去瞧他們一眼的「如來佛」頂禮膜拜。他猶如家長一般。確實，由毛澤東作為共產主義中國之父所演出的這場獨角戲，是在家長制時代的舞臺上開始的。

　　他不是從個人的福利，而是從國家政權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在他去世後這越來越被中國人所專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民族站起來了，但它的多數公民卻沒有站起來。毛澤東理解不了核戰爭那巨大的、超階級性的毀滅性威力。他說中國農民「一窮二白」，在一張白紙上可以任意寫上美麗的詩篇！他念念不忘中國農村的落後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難。但毛澤東似乎不理解連續幾代的中國人，無論他們多麼聰明、能幹，依然處在一窮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實。

　　不管歷史篇章中會有怎樣的英雄故事，這種時刻終究會到來，「白紙」上塗滿的符號和傳說將不再傳給後來者。自然會翻過這頁，年輕一代會發現作為挑戰之源的下一個空白地。

　　20世紀初，叛逆者毛澤東的個人特徵是與對國家的混亂感到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會特徵同步產生的。

　　可是，毛澤東的自鳴鐘所發出的音響與後來的社會鬧鐘發出的音響並不十分和諧。難道這僅僅以毛澤東的生命終結為尺度嗎？但它也解釋了為什麼毛澤東對中國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總認為只有自己行，」毛澤東有一次對他的聽眾提出忠告，「別人什麼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就沒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渾毛豬？什麼人死了也不怕，什麼人死了就有很大損失嗎？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嗎？還是要繼續革命。不過，沒有了毛澤東，毛澤東的革命實際上不可能繼續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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