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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毛澤東是一位導師,他確實想讓他的學生,即中華民族保持清醒的頭腦。中華民族只能存在一種思想。對中國人民來說,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是不成體統的,就是這個把循循善誘的毛澤東與獨攬大權的毛澤東統一在一起。從70年代起,這種「統一」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導致一種周而復始的病症。

  1949年的毛澤東並不指望中國今後一帆風順,但他卻誤解了即將來臨的緊張局勢的本質。在取得政權前夕,毛澤東說:「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25年後這句話成了現實。

  這戲劇像毛澤東預言的那樣,不是道德性的而是制度上的。

  毛澤東一再試圖通過英雄行動實現制度的更新,他一直在追求一種更加道德的社會,但這種追求只是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才有意義,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則無意義。

  正是毛澤東的革命成功才造就了一代超過他的新人。歷史並不因昨天在奮力維繫自己的完美而停滯不前。毛澤東似乎是在向一群肩負著下一階段使命的人演講。

  當毛澤東年輕時,有一天同他弟弟打架,當時他們的雙親才故去不久。一個共產黨支部在韶山建立起來,毛澤東繼承父業一邊持家,一邊進行黨的活動。其弟澤民極力反對,他對毛澤東吼道:「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

  這句話——言外之意是要過和睦的家庭生活!——激怒了毛澤東,他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打澤民。

  「批孔」運動的部分災難是思想觀念的作用,這種思想觀念——無論是孔子的還是毛澤東的——已經從「長劇」中退場。

  相對於毛澤東而言,孔子是文人學究們的特殊領域。對千百萬中國人來說,民族的前途高於一切流傳下來的華麗經文。

  「我們可愛的同胞,」他在掌權前說道,「將能像人一樣生活,他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政府。但是,深埋在毛澤東腦海中的是一個道德共同體,而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人民」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玄學上的集合名詞,而不是存在著利益竟爭和意見相左的公民隊伍。他說「人民」1949年掌了權,這倒有些符合事實——他的政府廣泛代表了普通人民的意願,並確實在為人民謀利益——不過僅僅靠更換人民的代表,「人民」永遠不能掌權。

  毛澤東確是把自己視為聖人,聖人排除了中間組織直接聯繫著群眾,而政治的領域就是其現代意義。這是舊中國已確立起來的模式。真理和權力集于聖賢一身,他駕馭著作為現代化的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實際上是一種災難性的模式,而且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不能接受的模式。

  毛澤東在延安批評28個布爾什維克時說:「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種形中原文有誤。實情是,紅軍初創時期,為一件事,毛澤東由於當時心情不好,想動手打已是紅軍幹部的弟弟澤民。爾後,毛澤東一直為此深感內疚,並多次以此例說明共產黨人要講民主,而不要講「家法」。它真的發生了。這種極端傾向的形成皆因之毛澤東。

  漆有紅黑兩色「中國民航」字樣的波音707停在洛杉磯機場成了一道奇觀,它是來迎接理查德·尼克松的,這是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面。

  中國政府派專機迎接一位私人身份的外國來訪者是沒有先例的。在一片冰冷的茫茫霧氣之中,這架波音707降落在北京機場。新上任的代總理華國鋒微笑著站在柏油道上。

  毛澤東和尼克松覺得他們像是一對老朋友,不過風光不再。

  他們會晤了100分鐘。

  尼克松坐在江青身邊聽著「解放臺灣」的歌曲,在一個令人望而生畏,應有盡有的階級鬥爭展覽面前,尼克松露齒一笑,這是一部反映從原始人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階級鬥爭血淚史。邀請名聲不佳的尼克松再次來訪是毛澤東的主意,看來是這位老人在事實不足的基礎上作出的又一錯誤決定。

  對許多人來說——而不是對毛澤東——尼克松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再次露面,其受歡迎程度好像是在宴會聞到洩漏出的汽油氣味。恰好在三天之後,新罕布什爾州開始了初選,福特受到裡根的挑戰。白宮仍難忍受那令人記憶猶新的福特對尼克松的「特赦」。

  事後才知,甚至中國駐華盛頓的外交官也向北京指出,邀請尼克松訪華可能會產生誤解。但中方對美國國情的不瞭解使得這些建議被拒絕。

  毛澤東很想見尼克松。他在1974年下半年就曾請伊梅爾達·馬科斯轉告尼克松,並且他還向三位後來的客人重複過這些口信。毛澤東認為中國外交部對此也許贊同,也許無可奈何。

  毛澤東從不深究其他國家民主政治中細枝末節的變化。對82歲的毛澤東來說,象徵便是現實,過去的回憶被賦予現在的意義。在他心目中,中國仍是個強大的王國,自成世界。

  毛澤東並沒有像某些美國人猜的那樣是要為尼克松「恢復名譽」。與這種猜測相比,他正在做的事要簡單得多,他的立場是以中國為中心。毛澤東欣賞尼克松在美中關係上的突破,為什麼不該給他榮譽呢?』他對福特的僵持政策感到失望。當福特對中國和蘇聯都無動於衷時,中國又有什麼失落的呢?

  毛澤東決不會理解在水門事件上的反尼克松的觀點。「水門事件的處理太出格了。」他對泰國克立總理抱怨說。他又對蓬皮杜說:「我們不能理解對這種事為什麼要如此小題大做。他確實不明白:在他看來如此小的一個麻煩竟能把尼克松總統趕下臺。

  從中國的利益出發,他也不願看到因美國內部換馬所造成的後果。

  「言論過分自由。」這是毛澤東對水門醜聞原因的診斷。毛澤東說在1968年他自己也做過這種事。他反問道:「你身上正好帶著一個錄音機,你就想給這場談話錄音,這又有什麼要緊呢?」他若有所思地說:「美國人大多喜歡擺弄錄音機嘛。」他對克立先生也斷言:「我看尼克松下臺是美國的戰爭販子搞的鬼。」

  「請寫信告訴尼克松,就說我很想念他。」他直截了當地對克立總理這樣說,有些令人吃驚。毛澤東對尼克松下臺的評價中有一種同情、困惑及中國人深深的民族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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