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108)_特裡爾

一〇八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儘管毛澤東因軍事策略在長征路上曾責備過他：「你還是個娃娃，你懂什麼？」

　　1959年，林彪接替倒臺的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

　　林彪不像彭德懷那樣反對與蘇聯決裂，林彪樂於把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置於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懷則不同意。林彪不敢與毛澤東平等相處，彭德懷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罷官。

　　比彭德懷、林彪之間有別更為重要的是，1959年危機過後，毛澤東對黨作出了暗淡的結論。廬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體權威。

　　從那以後，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機器，不復是一個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滿戰鬥力的集體。

　　毛澤東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與共產黨的威信分裂開來。

　　林彪領導下的解放軍有驚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當毛澤東被黨內的一些官僚視為「亡人」的時候，軍隊卻把毛澤東尊奉為主。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總結「大躍進」的錯誤上有明顯的分歧。

　　劉少奇說，「大躍進」的失敗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毛澤東指出劉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說顛倒了，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活著的愷撒。林彪成了中國的克倫威爾，他的解放軍，是1640年倫敦那種單純、心明眼亮的「新模範軍」的亞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軍隊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軍官們也組織起來歌唱毛澤東思想，歌唱四個第一。從1962年起，《解放軍報》就開始在頭版右上方用大號字體刊載毛澤東的語錄。

　　《毛主席語錄》首先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65年後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寫的前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在毛澤東的心裡，林彪似乎取代了劉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裡，毛澤東是他通向未來的道路，而劉少奇卻是難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靜的，但一場新的權力之爭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鄧小平勸告毛澤東不要參加1965年1月召開的中央四清工作會議。毛澤東則堅持出席。他在講話中聲明，四清運動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劉少奇插話解釋四清運動的性質，毛澤東生氣了：「我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憲法，一本黨章。我是國家公民，是黨員，我有權說話。一個（指鄧）不讓我參加會議，一個（指劉）不讓講話。」

　　毛澤東發起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中國究竟要從人民解放軍那裡學習什麼？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對一夥人說：「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在政治上很強，在文藝上也是內行。」

　　多年來，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復無常。她多數時間都待在家裡照看兩個女兒，毛澤東很少和她在一起。「一個不大講話的人。"這就是江青和毛澤東在一起時對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藝——是毛澤東為正在準備的戰鬥選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長時間的排擠之後，江青懷著極大的不滿沖人文藝界。不久，戰士們在她的指揮下唱歌、跳舞，她給中國文藝界戴上緊箍咒的可怕行動開始了。

　　不久，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成了《解放軍報》的負責人，另一個女兒李敏則在國防科工委（負責研製核武器）掌權。

　　毛澤東於1965年秋離開北京到上海，江青與他隨行。兩人在這個港口城市原來的法國俱樂部一住就是數月。毛澤東還常去他在杭州西湖邊上的別墅小住。各省領導為毛澤東建別墅是為了讓他巡視他們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別墅如杭州的劉莊，有不少鏤花睡床，風格別具的琉璃樓閣，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橋，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藝品媲美。為討歡心，省委領導將鏤花睡床換成西式床墊，但毛澤東不喜歡這些東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時帶上的特製木床。

　　毛澤東離開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個月之久，中國人民有5個月不知他的行蹤。

　　離開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卻，是為了積蓄力量以備強有力的回擊。毛澤東到上海是要挑選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作為政治工具——作為同人民解放軍一起發揮作用的第二種力量去反對劉少奇。

　　一天，上海《文匯報》刊載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劇評，至少，上海幫的成員在11月10日工餘時間打開報紙時是這樣認為。事實上，這篇文章為一次令人震驚的戰鬥打響了第一槍，這是馬克思主義政府內部自相殘殺的開始。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只有在中國才會發生政治舞臺的壯舉和真正劇場的乾巴巴戲劇同時開演。

　　這篇劇評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歲的上海人，隨筆作家，有一張圓臉和一雙狡黯的眼睛。作為劇評，他的觀點不過是些陳詞濫調。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別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長1961年編寫的《海瑞罷官》。

　　吳晗用劇本大概借用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以反對毛澤東罷免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毛澤東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現在，他感到可以反擊了。

　　只有毛澤東才會對吳晗的劇本大做文章，因為毛澤東是其影射目標。在對阿爾巴尼亞客人談及「文化大革命」始於《文匯報》的一篇文章時，毛澤東在實際上已承認自己在中國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澤東發動「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也有廣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動機。他對馬爾羅說，農民生活貧困到吃樹皮，但他們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機更強的戰鬥者。他擔心1949年以後出生的3億青年人稚弱，認為他們必須在戰鬥中錘煉自己。

　　毛澤東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勝於一切的信條。「我們把重點是放在人身上，還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他在談到勞動改造時說。這是中國傳統中一直被關注的問題。毛澤東的回答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痕跡：「如果我們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辦了。」毛澤東試圖在中國革命浮動的沙土上脫離經濟基礎，重建一種高尚的社會關係。

　　毛澤東非常相信淨化和吐故納新。他在一次黨的會議憤然道：「有尿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同過去一樣，他借用自然生理現象進行類比，覺得這樣講很切合。

　　「農民不是一年要除幾次草嗎？草除掉後還可以做肥料。這句話的含義聽起來令人毛骨驚然。此時毛澤東已成竹在胸。

　　毛澤東把第一槍打向《海瑞罷官》，不只是為了治癒被傷害了的虛榮心。像任何中國領導人一樣，他十分清楚文學對政權的鞏固、顛覆或合法化起著重要作用。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