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95)_特裡爾

九五

　　他用統計數字來作隱喻。確實，很多被誇大了的數字之所以能夠出籠，僅僅是為了獻媚而允許強姦事實。而毛澤東本人的哲學觀點對大躍進時期出現的令人無法相信的虛假數字的文件也有影響。

　　漢語對數字統計數有不精確的一面。「萬」在中文裡常常意味著「數千」，這同英文裡的「很多」相當。毛澤東本人的情緒又強化了這種傾向，「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擁護我們的」，這不過是對士氣的自我激勵。毛澤東總是說，既定的任務要在2年內完成，有的任務用4年完成，4年完不成5年完成。這都是強迫命令，而不是精確統計。

　　毛澤東把鐘錶的擺動作為一種哲學真理來加以信仰。在一次談到辯證法問題時，他舉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國有句古話叫『久眠思起』，眠後即醒，醒後又眠。」這是中國道家的說法。

　　一天，毛澤東邀請一位學者交談。這位學者就是曾受過西方教育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費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齊放」期間小心翼翼地開放過。「你能不能轉變一下？」這位統治者問他的公民。這是一個能打動人的問題，這表明毛澤東並不只是專橫跋息者。

　　費孝通解釋說，他已確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加人有200名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這有利於相互幫助。

　　毛澤東迅即反駁：「不要同那兩百個人打交道，另外找兩百個人嘛。到工人農民中走一走，在那裡就會找到兩百個人。」費孝通懷疑這是不是有效。

　　毛澤東脫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農民中去找。」

　　毛澤東鄙視形形色色的專家，大躍進就是對非專業觀念的慶賀。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型的專家沒有生氣，行止古怪。

　　這位半知識分子喜歡冷嘲熱諷，同時又要與爭道擋路的教授爭個高低。

　　在漢口的一次講話中，他列舉了歷史上一些沒有受過教育，職位不高，年紀又不大，而成就了偉大事業的著名人物，以此來譴責專業知識、榮譽和高級地位。「範文瀾同志，」他轉向正在聆聽他講話的著名學者，「我說得對不對？你是歷史學家，我說得不對，請你糾正。」毛澤東沒有停頓，繼續說：「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後才一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而是在青年時期。列寧創立布爾什維克的時候也只不過三十二歲…"

　　在那些年月裡，毛澤東用這種方式裝作向年邁的範文瀾請教有五六次之多。範文瀾又不能——或者說感到不恰當——不回答。毛澤東喜歡顯示自己歷史知識的淵博，同時又表現出對歷史學家的輕視。

　　在「百花齊放」夭折以後，他在一次強硬的講話中提出：「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用資產階級建立他們的知識分子隊伍的方法。

　　毛澤東召喚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他身邊做醫生，像李志綏這樣的背景或按他的意願為共產主義目標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澤東喜歡那些去過西方或受過西式教育的職員，李志綏是從澳大利亞回來為國效力的。在1954年應召作為毛澤東的醫生時，李志綏就說明他的「階級背景」遠不是「工人階級」，可是毛澤東告訴他，「誠心誠意」就行了。由於李醫生之故，毛澤東似乎喜歡對那些應選擇正確道路的知識分子進行挑戰——當他這樣處置與他的醫生的關係時，這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領導人中是有極為不同的特質的。也許毛澤東這裡有值得讚美的根基使他信任這位頑固的醫生。阿談奉承在毛澤東身邊是常見的，但李醫生卻是頗為高傲自大的人，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時候毛澤東可能意識到李志綏確實具有獨立的意志。

　　為了摸索出一條中國式的道路，毛澤東又回到了他在延安時期的做法。折中的辦法又用上了——在國內為了贏得權力而結成聯盟，在國際上為了贏得時間和援助與蘇聯合作——「大躍進」期間，他已將其置於腦後。

　　「公社」這一術語可以追溯到同中國一樣古老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對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說，當他第一次聽到「人民公社」一詞時，不需查閱馬克思或列寧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澤東重申：「山溝裡出哲學。自30年代與28個布爾什維克鬥爭以來，他還沒有這樣說過。

　　「得道者昌，」毛澤東的談論驚懾了高級幹部聽眾。這是儒家用來指事實上的道德政治。毛澤東再次把他的馬克思主義置於中國的優良傳統之中。會議記錄稿表明，毛澤東在引用這句名言時，他的聽眾都笑了起來。毫無疑問，那些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神經質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謹慎地向毛澤東指出：「《孫子兵法》中沒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惱火了，一名中共黨員居然機械地把一位聖人從中國豐富的歷史中排除出去。儘管其觀點有些搖擺不定，但毛澤東感到《孫子兵法》中有馬克思主義。

　　或者，他真的認為馬克思主義中有孫子的思想？這使他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可以與孫子的思想相一致？

　　「中國有自己的語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在俄語和英語中，『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音基本上是一樣的，但是在我們漢語中就完全不同。」借助於這種語言的分析，毛澤東在精神上已經脫離了蘇聯陣營，蘇聯終究是腐朽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會議討論通過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但是毛澤東認為，他的「大躍進」是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啟發的。他在1959年春季說：「我最近見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對他說：你們的馬克思完全丟掉了自己家鄉的事，他一直在忙於我們國家的事。」

　　在批評俄國經濟的時候，毛澤東更趨近儒家學說，更遠離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道』能否與中國的經濟規律一致，還需要研究。我看，一般說來，它們是一致的。他已準備把中國的「道」置於具體的經濟成就之上，這與儒家傳統一致，而與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則不一致。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所根據的是經濟規律，它認為「道」只是經濟規律的反映。

　　為了說明一切事物都有兩個方面，毛澤東在1958-1959年間走到了極端。他在一次地方幹部會議上說，懷疑是好事，儘管他沒有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是好事。對失敗他也是這種態度。

　　他要求要把好人和壞人都邀請來參加會議，「如果沒有壞人，也就沒有了好人。」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