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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解放很快就成了過去的回憶。「中國共產黨掌權」對世界的「解放」具有嶄新的意義。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卸去脊樑上因襲的負擔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後的評價就要看他在辦公室裡會為中國做些什麼。

  「是這些破衣爛衫的泥腿子改變北平,」毛澤東在取得政權時也在沉思,「還是北平改變泥腿子?」

  1949年5月,表明是新中國新聞處起草的社論以上海解放的名義發表了,毛澤東親筆加寫了一句:「外國政府必須從過去制定對中國外交事務的錯誤政策中吸取教訓,對中國人民採取友好政策。」是年中,毛澤東派遣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去上海送一封專信給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她被邀請北上北京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寫於6月19日的信謙遜而恭敬。兩周之內,宋慶齡於7月1日對毛澤東發出悅耳之言,祝賀共產黨人「從泥腿子成為最高領導」,並祝賀他們「英雄的長征」。得到宋慶齡的評價,毛澤東說:「鄧穎超代表黨中央出色地完成了上海之行的任務。」

  也許1949年這一年真的是毛澤東的生涯中的分水嶺——一種民主比他性格的二重性更為重要——因此之故,那與之俱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現在便等著他。所以,「革命的理想主義」是在「政治的現實主義」的控制之下。不過,往後的年頭基本上與這些任務相反。毛澤東總是經常反對他自己。奮起而鬥:「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毛澤東下了一道批示。於是政府不顧繁忙的公務,決定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為之題寫了碑文,他以常見的紀念戰爭英雄的風格寫道:「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碑文首先向「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致敬;接著的第二段頌揚了「三十年以來」的鬥爭。

  毛澤東感謝那些「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雄的……」,最有意思的還有第三段: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

  毛澤東把鴉片戰爭作為革命的起點,他想到的不僅僅是3年的反蔣,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30多年的歷史,而且想到了中國百多年來屈辱的歷史。

  共產黨的時代不是歷史長河中一個孤立的片段,而是整個反帝鬥爭的高潮。我想,任何一位毛澤東的同事都不可能寫出這樣的碑文。鐫刻著毛澤東所書碑文的花崗石紀念碑,屹立在占地98英畝的坦蕩蕩的天安門廣場,成為毛澤東為中國歷史篇章留下的證言。

  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回憶起他學生時代崇拜的英雄康有為——他曾在1911年提出要康有為任總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找到了這條路。他以一個歸複馬克思主義者的口氣說:「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在這裡,馬克思主義被當作一種工具,用來實現像中國的山川一樣古老的夢想。

  康有為認識到了這個目標,毛澤東則實現了這個目標。毛澤東是跟馬克思的,而康有為是尊孔夫子的。康有為相信,如果正確地去解讀的話,現代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在儒家的學說中能找到。毛澤東則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過去確實存在,但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前,這一目標無法實現,因為他們沒有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

  莫斯科肯定感到震驚。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從它在歐洲體系中拿出來,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中,並給它一張中國的出生證。

  毛澤東把西方還置於其自己的位置上。「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宣稱,中國文化超過西方任何時期的文明。「艾奇遜之流」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毛澤東稱之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

  1949年中期,毛澤東有些焦慮地說:「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農村的日子伴隨著扛槍的生活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擺在面前的是新的問題:編制預算,地區間的爭端,軍官們之間的鬥爭,官僚主義紛至遝來,以及隨勝利而來的道德上的問題。

  這段時間毛澤東的任務很明確。一些地區的殘敵要肅清。還有「未解放」的地區臺灣和海南島——一個盛產香蕉、靠近越南而和風習習的島嶼,以及西藏。一些邊疆地區還處於混亂狀態——它們與新政府的關係不密切——這是殖民地時期留下的後遺症。

  置斯大林的強調於不顧,毛澤東絕不打算觸及香港,這只金鵝還可以給大陸下很多蛋,再說香港處在大陸的環抱之中。

  生產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國處於戰亂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處於半戰爭狀態。工廠破敗不堪;運輸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簡直是一個笑話;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實際上還沒有鋼鐵生產。

  5.5億人口要進入一個新的組織網絡,這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很棘手的問題,因為中國大部分地區仍被某種神秘氣氛所籠罩。在這張白紙上沒什麼可寫的——毛澤東把中國民眾比作一張白紙。毛澤東遇到了難題。再說,這張白紙在這位書法家面前並不是紋絲不動的。

  要使中國啟動向前,毛澤東需要調動社會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屆政府的24位部長中,有11位部長不是共產黨員。在中國第一個憲法的起草過程中,有14個政黨的成員參與其中。在1949-1950年間,毛澤東幾乎沒有責備過人。

  只要細心閱讀毛澤東寫的東西便知,「新民主主義」是他對國民經濟恢復階段的稱謂。在這一時期,私營企業可以和國營企業並存。

  但是,他的「新民主主義」只是指一個階段,而不是新社會的固定模式。他絕不隱瞞,隨之而來的是向「社義主義的過渡」。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要達到一個階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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