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70)_特裡爾

七〇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問毛澤東對延安失守有何評價，毛澤東回答說：「人民戰爭不取決於一個城市的得失，而取決於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毛澤東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是因為他深諳此道：戰爭的社會意義存在于中國廣大的群山綠野之中。

　　贏得中國農村「老百姓」的支持，就等於贏得戰爭。而蔣介石不瞭解這一點。

　　與蔣介石不同，毛澤東沒有徵兵征糧引起人民的反對。他的幹部也不像蔣介石的部下那樣用大部分時間來建造自己的安樂窩。他沒有依賴外國的援助，蔣介石到1948年還依賴外援（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從美國得到價值30億美元的援助，而同一時期毛澤東一點外援都沒有得到）。

　　毛澤東贏得了知識分子的支持。知識分子們發現，蔣介石一邊宣揚對自由世界的忠誠，一邊減少自由的空氣。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看到他們的國家在蔣介石的統治之下正遭受極大的痛苦和折磨，正在走向崩潰。任何一個對未來抱有一線希望的人，都會對這種社會現實產生極大的不滿。

　　蔣介石的精明只限于應付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他胸襟狹窄。

　　毛澤東則遠見卓識，諳熟歷史的動力。

　　蔣介石是自負之人，常被事物的假像所迷惑。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是頭腦清醒之士，專注於自己的主旨目標。

　　蔣介石只是一介武夫；毛澤東則是一位思想家，槍桿子只是他的工具。1943年，在共產黨處於弱勢時，蔣介石完全可以與毛澤東達成一項對自己有利的協定。但是蔣介石不瞭解戰爭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而毛澤東卻深諳其重要性。蔣介石只知道尋求軍事手段來解決共產主義問題，結果既丟了軍隊，也失去了中國人民。

　　毛澤東在《紅樓夢》中悟出了蔣介石和他的軍隊的處境。含玉而生的賈寶玉，日夜不能離開「他的命根子」，掛在脖子上的那塊寶玉給了他生命和智慧。在毛澤東看來，蔣介石的軍隊把自己與外界隔絕起來，等於丟掉他的護身符。

　　毛澤東本人對軍隊的看法與蔣介石不同。從根本上說，正是人民動員和支持了軍隊。軍隊不是一架機器，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簡言之，它是服從於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毛澤東從未丟掉過他的軍隊——像賈寶玉沒有丟掉他的寶玉一樣——而喪失軍隊的恐懼卻時常纏繞著蔣介石。

　　到1948年年中，中共已有300多萬名黨員，250萬人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得不分成地區性的遊擊力量，遵守紀律和相互協調的問題由此產生了。毛澤東為此寫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之類的文章。

　　在井岡山，毛澤東曾像牧羊人一樣管理他為數不多的戰士。

　　現在，他指揮著世界上五支規模最大的軍隊之一，其指揮方法不可同日而語了。

　　城市生活使毛澤東的那些來自農村的人面臨著從未有過的現實困境。毛澤東已經贏得了武裝鬥爭的勝利，但同時在純潔思想的戰爭中卻倒在地上。他的矛盾的心理不斷增長，並開始懷疑是否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猴子將不會讓老虎憑藉全力而稱王。導師的角色——在延安時，他曾把這一角色同領袖的角色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看來已經從他身上消失。

　　1948年4月，人民解放軍收復延安。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恢復延安精神。毛澤東口授了一份電報，祝賀延安人重又回到家園，而他再也沒有重訪延安。

　　隨著全國解放的到來，毛澤東很少露面了。他似乎已厭倦抛頭露面。他運籌帷握，其決策主要是圍繞怎樣和以什麼樣的程序去摘取懸在他頭上的果實。

　　1948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大衛·巴雷特上校和約翰·梅爾比在北平共進午餐，後者也來自南京的美國大使館。這天陽光明媚，和煦的陽光透過柿子樹。然而，隆隆的炮聲震落了桌上的筷子。

　　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西山，從那裡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彈彈片飛落到了北平機場。

　　一位孤守北平的國民黨將軍派了幾名代表出城，要求與毛澤東的農民勇士們談判。這是在安置和平改編，但在聯合的名義下進行。這不再意味著分享權力，而只是移交給共產黨控制的一種象徵性。1949年1月，這位國民黨將軍交出了北平城和20萬軍隊。

　　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拯救了這座城市，使之免於遭受巨大的破壞。由於拖延了很長時間，而在此之前已佔領了其他一些城市，毛澤東認為國民黨不會再為北平而戰。後來，毛澤東讓蔣介石的這位將軍當了水利部部長，以示獎勵。

　　人民解放軍很快就進了城，像鄉下的孩子週六進城一樣。他們腳穿布鞋，軍裝肥大，表情靦腆。

　　在隊伍前面，一個高聲喇叭竭力虔誠地呼喊口號：「祝賀北平人民獲得解放。」有些旁觀者看到戰士們羞紅的臉，還以為是長途跋涉的疲勞所致。人們看到靜靜駛過的坦克、吉普、重型大炮，幾乎全是美國人的。

　　「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毛澤東曾開玩笑地說。他的話應驗了。

　　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被高高地舉起。朱德面帶微笑，而毛澤東則表情嚴肅。牆上、電線杆上到處貼著「新中國」字樣的油印傳單。蔣介石的新聞機構的刊物《華北每日新聞》，一夜之間變成了毛澤東的《人民日報》。

　　北京的編輯們十分明智地馬上轉向新的路線，毛澤東對這一宜傳工具的控制比對其他方面的控制都要嚴格。

　　毛澤東指派文章。他要求嚴格校對每一篇重要文章，並用自己的草體字在其上作出修改標記。他為報紙寫了許多文章從未署名。

　　多年來，他像對待家裡的廚師那樣不斷地雇用和辭退報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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