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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1937年的一天晚上,毛澤東來到阿格尼絲?史沫特萊住的窯洞吃晚飯。客人只有尼姆·韋爾斯,即埃德加·斯諾的夫人,還有吳麗麗,一位漂亮的女演員。昊麗麗性格開朗,塗著口紅,留著長髮,在這種前共產主義的環境裡仍「上海」味十足。

  未待夜臨,小筵便開,毛澤東與昊麗麗共酌,相依把盞。

  然而,不是吳麗麗,而是另一位姿色稍差卻更為鍾情的女演員給毛澤東以新的感情波濤。

  一天,毛澤東在藝術學院作演講。在聽眾裡面,在給幹部保留的單獨一排座位後面屯離前面最近的地方有一位剛從上海來到延安、長著一雙明亮眼睛的女子。她使勁地鼓掌,提一些很受人歡迎的問題,並在演講結束後又私下裡向毛澤東請教一些「理論問題」。

  毛澤東並不是藍蘋所親近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但自從在藝術學院的那次會面以後,她再也不需向其他人拋出彩球了。

  藍蘋——這並不是她的原名也不是她最後一個名字——出身於貧苦家庭(在這方面,她不同于賀子珍,也不同於大多數中共著名人物)。她在一個經常用鐵鍬毆打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的父親手下度過了苦難的童年。她設法在上海的劇院裡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同時也經歷了有如瀑布一般激情的羅曼史。和很多來自東部城市的青年藝術家和學生一樣,她聽到西北的情況時很激動,她本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接受延安新生活的挑戰而去的。

  她與毛澤東的相遇相識使人們想起1928年在井岡山附近的一次青年團會議,這次會議使毛澤東擺脫了早期孤獨的生活。但這兩個女子表現自己的方式並不相似。

  藍蘋相當漂亮,儘管缺少賀子珍的溫柔賢惠。她有一雙聰明的黑眼睛,而且她能老練地分配自己的感情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她從不無緣無故地把自己拋出而不取得更大的回報,在為個人獲得名譽和權力的鬥爭中她會把網撒向更大的範圍。

  毛澤東輕快地走向了他的第三次婚姻,這雖然有困難。事情是在康生的協助下,康生是藍蘋的山東同鄉,剛好同王明一起從莫斯科回國。像是貓頭鷹般的影子的康生是位藝術愛好者,慣于耍弄詭計,總是作為毛澤東的黑暗一面不時起著關鍵作用。他是毛澤東的安全主管,總是巧妙地安排藍蘋與毛澤東接近的最初通路。藍蘋後來說,她攀附毛的「過程的每一步」都是隨康生推動的。

  中央委員會就毛澤東與藍蘋的事情有過激烈的爭論。這位有野心欲求的女演員是何許人?有沒有可靠的政治背景?難道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一位三個孩子的母親應該被迫給她讓位?康生應藍蘋的行為習慣耍起手腕來。

  毛澤東本人決意已成。他威脅說要「回到老家當農民去」。黨對此默認了,只提出一個條件:藍蘋只能作為一名家庭主婦,不能參與政事。

  這樁婚姻當然給雙方都帶來了興奮:毛澤東這位來自農村的男子,欣賞中國的傳統,現致力於政治和戰爭。藍蘋這位漂泊不定的女演員,無視中國古代經典,是一隻在上海文化界的溫室中飛來飛去的蝴蝶。

  在個人生活發生危機的一個夜晚,毛澤東曾在阿格尼絲·史沫特萊的窯洞裡聊天。

  他忽然把話題從世界風雲轉到愛情上,他問阿格尼絲是否愛過男人,為什麼愛?愛對她意味著什麼?然後,他背誦了一首寫給他的犧牲於7年前的妻子楊開慧的詩。

  這種個人表白對毛來說是不同尋常的。毫無疑問,這表達了他內心的某些價值衝突(啊,可惜純正的史沫特萊小姐不能進一步激發毛的感情。她的心思都在吉普車、繃帶和納粹主義上)。

  與此同時,藍蘋似乎已經認定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手段。她為自己選好了一個更雄偉的新名字——江青,其意是「綠色的江」,不過,根據它的音還有第二個意思:「清澈的水」。「綠色的江」似乎更合適。這個女人城府很深,令人捉摸不透,猶如貓一般冷豔這個短語所說:具有魔法般的魅力。

  毛澤東最小的弟弟娶了賀子珍的妹妹做第二個妻子。毛澤覃第一次結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與楊開慧和毛澤建一起被捕。儘管毛澤覃的妻子後來被釋放——國民黨認為他與毛澤東相比是一條小魚,因此他的妻子比楊開慧的結果要好——但是毛澤覃沒有再和她聯繫。毛澤覃與賀子珍的妹妹賀怡的婚姻是短暫的,因為他於1935年被殺害。

  但賀怡作為家庭的影子在1937-1938年間重新露面,她再次結婚並來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對毛澤東「遺棄」賀子珍很惱火。這無助於事。賀怡的丈夫被派到華南工作,賀怡則被安置在延安。或許這是平息吵鬧的一種方法,因為這對夫婦反對毛與江青的結合。

  自從1927年毛澤東在韶山之後一次見到他們後,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們的母親在1930年被殺害後,黨組織和外婆家設法把他們撫養大。可是,作為「共匪」的後代,他們過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們在上海賣報紙。有一陣,他們在一個破廟裡棲身,並在廟外貼一張招牌:我們講故事,一次一分錢。

  奇怪的是,他們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楊運福和楊運壽,用的是他們母親的姓。不過,假定毛澤東不在世或外婆沒有收養他們,他們這樣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產黨地下組織與兩個孩子取得了聯繫,他們乘船到達馬賽後不久,康生就從馬賽護送他們到莫斯科上學。後來他們回到延安,岸英與父親一起生活,岸青因顯露出精神病跡像而在一個農民家庭休養。

  在莫斯科,賀子珍的狀況沒什麼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發現自己被送進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轉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澤東再次見到她好像是10年以後的事。此外再也沒有見過她。

  莫斯科沒有利用過賀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蘇聯的出現,來批評毛澤東對待她的態度。

  到了1939年,毛澤東與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毛澤東又一次不費力地處理了正式手續的問題。沒有什麼地方記錄了毛澤東與賀子珍離婚的確切時間——江青說首先提出離婚的不是毛澤東,甚至也無法確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時間。然而,對於毛澤東後來的事業,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來說,這是一次事關重大的婚姻。

  毛澤東的新婚妻子的獨斷專行似乎從給新生女兒取的名字中得到鮮明的印證:李訥。李是江青本來的姓;訥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員的名字的諧音。多少年中,江青總是過於自信。不過,在與毛澤東生活的最後時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41年下半年,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岸英和岸青從莫斯科的學校寫信給他們的父親告知學習情況,毛澤東在1941年1月回信時說:「唯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只有科學是真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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