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56)_特裡爾

五六

　　為了最大限度地突襲（弱者對抗強者的少有手段之一），毛澤東借用了中國傳統軍事思想中的二元論：進攻與防禦，運動戰與陣地戰，持久與速決，集中兵力與各個擊破。

　　毛澤東重提他首次在1927年使用的著名格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並不是說軍事可以支配政治。相反，毛澤東堅信沒有一個崇高的目標，軍隊的工作沒有任何意義。不過，毛澤東在30年代就已認識到，在中國這種落後的條件下，共產黨要想贏得政治行動的獨立性就必須有自己的軍隊。

　　即使毛澤東在談論槍桿子的時候，他眼睛總盯著超出槍桿子的東西。毛澤東是反戰的勇士，然而他認為在他這個時代的中國戰爭是對政治合理性的真正檢驗。

　　他揭示出了戰爭中不可低估的人的因素：「我們是人，敵人也是人做的，我們都是人，那我們還怕些什麼呢？」

　　他善於把共產黨軍隊的弱點轉變成優點：「反對兩個拳頭同時打人的戰略，集中兵力向一個方向作戰。」

　　他從政治的立場出發認為戰爭要有戰略防禦階段：「一切正義的戰爭，戰略防禦不僅可以吸引政治上的異己分子，還可能集合一部分落後的群眾加人戰爭。」

　　他高瞻遠矚且自尊自大：「從此以後，人類將億萬斯年看不到戰爭。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戰爭，是這個為永久和平而戰的一部分。」

　　毛澤東認為抗日戰爭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已接近尾聲——日軍大舉進攻，大片的中國領土將淪陷。毛澤東對這種損失並不驚慌。誘敵深人是有益的，日本人在這方面將犯錯誤，他們將被同仇敵汽的廣大民眾所包圍。

　　隨之而來的第二階段時間較長，雙方相對處於一種均勢狀態，同時在敵後有小規模的遊擊戰爭。這將削弱敵人使第三階段到來。這時中國人能夠進行反攻，並以大規模的常規戰代替曾有戰略地位的遊擊戰。

　　在1937-1945年期間，所有這一切都進行得不錯。只是共產黨的遊擊隊在第二階段並不是削弱日軍的唯一力量。

　　毛澤東在延安寫成的很多軍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內戰時期的經驗為基礎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題。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為在30年代民族危機的關頭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勢力的農村遊擊隊時期。

　　他開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樣講話。在延安，毛澤東第一次把世界事務作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這樣做，把中國人民的戰爭描繪成全球危機的一部分，這對他的事業有利。

　　毛澤東預見到，西方民主國家反對納粹德國的努力對他自己的抗日存在著潛在的價值，他的筆雄辯地論證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重要性。他對西方有時出現的軟弱感到焦慮：這會不會使蔣介石感到絕望而去同東京達成密約？他稱讚美國和英國對戰爭做出的努力。一句話，毛澤東賦予他的統一戰線思想以世界性的意義。

　　毛澤東開始談論中國的激蕩對不發達國家的影響。他對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對殖民主義要求解放的泛亞運動。印度出現在他的談話和文章中。這是他後來所想像的第三世界革命問題的第一個信號。

　　毛澤東此時同外國人沒有過多的接觸，其他的中共領導人就更少了。

　　實際上，共產國際代表是毛澤東迄時為止打過交道的僅有的外國人。這些人——從鮑羅廷到布勞恩——毛澤東對其印象不佳且關係不融洽。但是毛澤東在43歲和44歲時接觸過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國人）則與此不同。

　　中國有一種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並同化傑出外國人的傳統。1}世紀時，即穌會的教士來到中國企圖使一些中國人阪依天主教，可是他們卻慢慢地被中國化——甚至在中國宮廷擔任一定的職務。直到教皇警覺地意識到這二點，才改變了這種顛倒的宣講福音的活動。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歷史上有那麼多外國人參與中國的事務，可謂空前絕後。首先是20年代共產國際的代表，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延安作短暫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點鐘，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到毛澤東的窯洞接受「會見」。毛澤東一直談到吃晚飯時才停下來。然後他們走出窯洞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共進晚餐。毛澤東仍然不停地抽煙，斯坦因則繼續在紙上記錄有關中國共產黨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的一些目標。

　　晚餐後他們回到窯洞，一邊喝酒一邊繼續交談。毛澤東看到斯坦因寫字的桌子不穩當，就走出去從院子裡撿了一小塊石頭彎腰墊在搖動的桌腳下面。晚上，斯坦因幾次站起來想離開，可毛澤東對此像是沒有看見。

　　毛澤東同這位敏銳但毫無名氣的新聞記者一談就是12個小時。斯坦因回憶說：「直到淩晨三點，當我最終站起來離開的時候，我感到意識不清，四肢發麻，眼睛發脹。而毛澤東還像下午時那樣精力充沛，講話有條有理。」

　　阿格尼絲·史沫特萊總去拜訪毛澤東——毛澤東也同樣回訪她——她可以拍毛澤東的肩膀，甚至教毛澤東跳舞。史沫特萊回憶說：「我轉交給毛澤東一張紙條，希望他來聊聊天，他一會兒就到了，帶著一包花生。

　　通過斯坦因和史沫特萊這樣的來訪者，毛澤東精明地讓西方世界瞭解了他；同時，通過這些外國人，中國人民也更加瞭解了毛澤東。埃德加·斯諾成功地扮演了這一雙重角色。

　　在1936年夏及以後，在與這位來自密蘇裡州的頗有才華的冒險家一起度過數百個小時以後，毛澤東破例與一位外國人建立了良好關係。為了在炎熱的夏天作長時間聊天時更舒服些，毛澤東曾當著斯諾的面——還有林彪——脫去長褲。

　　在《紅星照耀中國》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斯諾透露了許多不為中國人所知的故事。在30年代，毛澤東還沒有機會利用中國的新聞媒介來擴大自己的影響。斯諾作品的中文譯本有助於毛澤東在本國提高知名度。

　　毛澤東也通過與斯諾的交往逐步瞭解美國，這種瞭解的重要性幾年之後便顯示出來。

　　在30年代的延安窯洞裡，他並不幻想一位外國人會和他一起分享建立社會主義中國的目標，但是他相信外國人會理解他的日標_不妖_俄就不會告訴一位美國人他自己的生平經歷——這在中共領導人中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中是不尋常的。

　　在斯諾與毛澤東談話時，賀子珍常常會送來一碟酸棗或炒辣椒。當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權位不斷上升時，他妻子的處境卻在惡化。

　　三個孩子的出世使她從一位生氣勃勃的政治人物變成了一位默默無聞的家庭主婦。賀子珍瘦小的身上還留有20塊彈片，這是長征途經貴州時留下的紀念。她已變得骨瘦如柴，而且受精神失常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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