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32)_特裡爾

三二

　　毛澤東感覺到武漢的政治氣候在轉陰。陳獨秀教授並不喜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嚮導》上只發表了其中的一部分，整篇報告——還有陳獨秀的否定性評價——發表在湖南的一家刊物《戰士》上。

　　在武漢，毛澤東遇到了他在安源時的老同事李立三和劉少奇，他們正在這個中國的第二大工業城市開展勞工運動，並認為毛澤東過於關注農民問題。

　　在共產黨內，毛澤東一直被認為是右翼分子而受到批評，現在他有些激進了，並且實際上很激進。他與國民黨為伍的日子即將過去。

　　緊張的生活並沒有使毛澤東文思枯竭。他漫步在對峙于大江兩岸的龜山和蛇山。在蛇山，一座灰白色建築使他迷戀，這座古塔便是建於公元3世紀的黃鶴樓。毛澤東身臨其境，陷入了沉思。

　　也許是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當然沒有完全離開政治——再次尋找到了精神寄託，毛澤東填寫了一首古體詞：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他的思緒飛向了大自然，也飛向過去：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他是否已把湖南的鄉村置於腦後？實情並非如此。他的思緒正遨遊在另一個世界，臨江賦詩不過是一時的遣興。

　　毛澤東面臨的問題——中國南部農民運動的高漲及他如何著手——也是整個時代面臨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人們在一系列會議上爭論不休，毛澤東每次都是引人注意的與會者，因為他那已經流傳開來的《報告》，涉及當時最棘手的問題。

　　然而，武漢政權的大多數領導者對湖南的革命熱潮還沒有清醒的認識。

　　當毛澤東最終講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國民黨的領導者驚動了。毛澤東要求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方法很簡單，農民抗租不交），在國民黨的執行委員會和新成立的土地委員會上他都為此出力。

　　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講這番話時，可以明顯看到反對意見來自何方。湖南的軍官都是農民的剝削者，毛澤東一語中的，但這些軍官大都與國民黨親密無間。

　　在廣東，國民黨採取激進措施可能代價較小，但在北伐的過程中這樣做幾乎等於自取滅亡，因為在廣東為國民黨效力的一大批北方官員都擁有土地。毛澤東清楚他正處在與國民黨決裂的邊緣。

　　他嘲笑一位指責農民已經被「簡直是赤化了」的軍事指揮官，他說：「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國民革命的陣營正在分化。

　　湖南並不是中國的典型。毛澤東從韶山回來，堅信農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國應該走湖南的道路就大錯特錯了。

　　毛澤東以前在上海時的上司、國民黨領導人汪精衛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是一位煽動叛亂者。甚至來自長沙的一位密友——一位共產黨人，毛澤東親自挑選他擔任湖南省國民黨組織的領導人——也告訴土地委員會，說毛澤東的徵收土地方案必然會引起「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激烈鬥爭」。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內部，當時較受歡迎的一項方案是：為了保存統一戰線和北伐的順利進行，限制農民的「過火」行動。

　　毛澤東仍然住則入墅，出則赴會。但這種政治活動似乎已無足輕重。除武漢以外，中國正在出現兩極分化。長江岸邊的統一戰線像一枝脆弱的竹子，來自下游的一陣狂風就要把它折斷。

　　蔣介石給統一戰線以致命一擊。他早已放棄了與共產黨的聯繫，借助於刺刀——他唯一喜歡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遠地撕裂了與共產黨的合作。

　　一到上海，蔣介石就開始大肆逮捕和屠殺左派分子（周恩來差一點沒逃掉）。這是蔣介石的猙獰面目的暴露，也表明了他內心中北伐的目的。而正是上海的左派與北方的軍閥作戰，並迎接蔣介石的北伐軍到來。

　　在中國東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軍閥也開始壓制一些激進的左派組織。在北京，發生了襲擊蘇俄大使館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澤東過去的上級李大釗。

　　就在毛澤東得知李大釗被軍閥張作霖極其殘忍地慢慢絞死後不久，他在長沙的文化書社也被軍閥查禁。革命火光正在熄滅。

　　共產黨在風雨飄搖的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國民黨的代表團第一次出席了共產黨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毫無熱情地應酬著。

　　事情比他想像的還要壞。擁有6萬名黨員的共產黨正處於人民擁護的頂峰，但是它的上層卻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主要問題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統一戰線不放，陳獨秀教授對此並不滿意，但是他不得不順其自然。

　　毛澤東關於土地問題的觀點遭到了強烈的反對。他的同事對他很不滿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決權。他發言不多，他肯定已經意識到他將失去農民部部長的職位。但是當預感成為現實時（一位俄國文學專家瞿秋白取代了他），他仍感到沮喪。此後他未再參加會議。

　　【瞿秋白（1899—1936），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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