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30)_特裡爾

三〇

　　北伐即將開始。在蔣介石看來這是用軍事行動奪取北方軍閥的權力以統一中國；而在毛澤東看來還不止如此。毛澤東預計當國民黨的北伐軍經過早就騷動不已的農村時，會引起社會的大震盪。他是正確的。他的目的是要訓練全國各地的農民幹部，以指導這場社會變革。

　　一半是因為農講所的原因，毛澤東的聲望在共產黨內部得到有限度的恢復。共產黨對農村形勢越來越關心使它的領導人再一次起用毛澤東。

　　在1926年7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農民部終於成立了。毛澤東被任命為負責人。很明顯，這使毛澤東又一次在中央委員會佔有一席之地。是年底，《嚮導》發表了他兩篇論農民問題的文章。

　　然而共產黨絕沒有掌握住全部農民運動，它的農民部居然不合時宜地設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在廣州忙於為國民黨負責農講所的工作。他只是短期回上海兩次，但是他的農民工作重心仍在國民黨內而不在共產黨內。

　　這解釋了毛澤東為什麼能佔據政治舞臺的中心。

　　對共產黨的多數領導人來說，20年代中期最麻煩的問題是，共產黨怎樣才能從統一戰線中獲益而同時又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同樣，對莫斯科來說，統一戰線是他們在中國的得意之作。的確，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產兒，但是蘇聯人過高估計了這個嬰兒的能力。既然國民黨顯得更有勢力，所以一談到中國，克里姆林宮必定要談到統一戰線。

　　毛澤東則不然。國共兩黨的關係對毛澤東那種超出常規的獨特性並不重要，行動方法問題也引不起他的注重。

　　毛澤東所關注的是支持者的問題，革命應該為了誰？什麼樣的星星之火可以點燃中國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夠的熱度能夠熔舊化新？

　　毛澤東的答案來自湖南。革命應該為了窮苦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住在農村。革命是為了韶山周圍90%以上的人民，毛澤東認為他們屬貧農或中農。星星之火應該在農村燃起，地主的壓迫比城市買辦的壓迫更嚴重、更殘酷。在毛澤東的心裡，他認為這才是根本的真理，一切政治方法問題都是次要的。

　　毫不奇怪，他與國民黨在一起的時間比其他共產黨員要長。因為在20年代中期，國民黨比共產黨更加注重農民問題。

　　毛澤東遭到了上海的反對。陳獨秀教授帶著書生氣推論：「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如何能作共產主義的運動？」劉少奇以屈尊俯就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必須「提攜農民」，領導他們走向革命。

　　對於毛澤東所持的基本真理，莫斯科靠得近一點，但也不太近。馬林對農民的蔑視使人想起馬克思嘲笑農民的愚蠢。但馬林在1923年便永遠地離開了中國。眼見農民趨於活躍，共產國際於1926年初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關於農民革命潛力的理論根據。

　　然而毛澤東的邏輯並不是共產國際式的。因此他欣賞國民黨的北伐（在這一問題上與蔣介石的意見一致），而莫斯科並不贊同，雖然鮑羅廷在中山艦事件以後贊成北伐。

　　蘇聯人想要農民在精心設計的統一戰線的嚴格控制下參加革命。他們擔心國民黨軍隊的北伐會引起社會動盪，使擁有土地的國民黨官員無法控制。

　　進一步說，莫斯科還與北方的三大軍閥相處很好（其中包括1923年大肆屠殺鐵路工人的那一位）。斯大林不願失去軍閥，也不願失去國民黨。斯大林關於中國政策的出發點是要服務于蘇聯的利益，所以他不希望這二者發生衝突，不願在中國革命和蘇聯國家利益之間被迫作出痛苦的選擇。

　　但是從何著手呢？每一次新的革命是創造性的活動，根據其他地方獲得勝利的經驗而制定的周密革命計劃來看，很少有得手的時候。革命之火往往在絕境中閃現，一經引燃，便暴烈迅猛。毛澤東希望並要求有一場社會變革以擊破莫斯科和上海發號施令的公文。最終他有了成功之道。

　　1926年2月，毛澤東在廣州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半年以後，他在北上的途中又發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一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描繪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各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和地位：城市工人階級人數較少；受帝國主義的欺淩使一部分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情革命；農民是革命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他們需要一場革命。」毛澤東從自己掌握的事實出發，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出發作出這一判斷。

　　然而，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還是把人數較少的工業無產階級看作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他試圖置農民力量于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9月份的文章是另一種內容。它說農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受壓迫最深。買辦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區佔有優勢，「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

　　毛澤東進一步論證，買辦總是追隨軍閥，而軍閥又是「地主階級挑選出來的」。他從經濟上論證「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刮得來」。換句話說，中國的權力產生於土地。

　　毛澤東大膽地提出：「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他終於說出了他在長沙就有了的對勞工運動力量的懷疑。

　　他繼續評論道：「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因此，他們最能戰鬥。

　　毛澤東自然而然地得出結論：「然若無農民從農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這是一個驚人的結論。革命的成敗取決於農民，只有農民才能使舊中國這個搖搖欲墜的大廈傾塌，即使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要完全依靠他們。隨著這篇文章的出現，卡爾·馬克思降至亞洲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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