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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有些車夫具備了入黨條件,毛澤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夫們一個接一個地前來旗下,舉起右手隨毛澤東宣誓:「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嚴守秘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喜悅的神色在眼中閃現,毛澤東給每位新黨員一份證書和一些學習文件。

  乾坤逆轉,天翻地覆。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工人,從來都被認為與政治無關,現在卻成了自認為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政黨的成員。人們會說,這是從貧民窟提出來的權利要求。

  此後不久,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與幾位有教養的中國人共進晚餐。酒過三巡,一位上層人士宣稱:「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者才發明這階級觀念。我的車夫拉著我走在大街上,我們可以像老朋友一樣談笑。」史沫特萊驚訝地問:「假如是你拉著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說他不願意幹時,你們還能成為朋友嗎?」

  20年代的北京對毛澤東一無所知,然而史沫特萊早已不知疲倦地參與了毛澤東的事業。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是在發明階級。這是有效的發明,它表明人力車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過階級鬥爭成為歷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他已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並非完全如此。參加杭州會議的一位共產國際的代表回憶說:「扮演主角的與會者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幹的湖南學生,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毛澤東當時名聲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勞工運動進入了關鍵時期。一方面它處於全盛階段,在中國最強大。毛澤東讓李立三、劉少奇和他的有經濟頭腦的弟弟毛澤民留在安源繼續開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種子。

  他組織工會,發動了多達十幾次的罷工,還不時地在各地暗中發展黨組織。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邁進。兩年的時間,湖南就有了20多個工會組織和50000多名會員。儘管發展黨員條件甚嚴甚慎,但湖南的黨員人數從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後猛增到123人。在每一個工會成立之際,毛澤東總是設法把一名黨員安插進去任總幹事。

  另一方面,勞工運動缺乏民眾基礎,鐵路上發生的危機說明了這一點。

  像大多數產業一樣,鐵路大部分由外國資本把持,反帝情緒加劇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鐵路工人最為先進。在華北,鐵路成了繈褓中的中國共產黨的搖籃。根據上海的指示,毛澤東把注意力轉向粵漢鐵路。中國共產黨認為它——與安源煤礦一樣——可以成為湖南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

  毛澤東依照安源模式行動。在長沙的新河車站,他工作做到了家,進展很順利。他在茶館舉行會議,有時邀請鐵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裡徹夜討論罷工計劃。

  在北邊的嶽州,毛澤東的工作因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這句響亮的口號也沒有能帶來多大的成功。一場罷工在1922年9月被發動起來,列車像死蛇一樣躺在停車場裡。毛澤東還特地安排了從其他工會和城市發來的支持罷工者的聲援電報。但是,已經控制住漢口的北洋軍閥馬上把軍隊調向岳州鎮壓工人。工人損失慘重,鮮血染紅了鐵軌。

  雖然進行了反擊,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軍閥最終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粵漢鐵路工人運動被徹底鎮壓下去了,湖南的統治者取締了工會。無產者的革命看起來遙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鬥爭階段似乎很快結束了。1923年4月,毛澤東逃離長沙,以免作為「過激派」而遭逮捕①。

  ①很多年之後,當時的湖南省長在臺灣接受採訪。在問及他當時為什麼沒有乘機殺掉毛澤東時,他笑著回答:「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為他的能量太大了。」

  毛澤東沒有帶楊開慧一起出走,她又懷孕了,由她的母親來照顧。過去的兩年,是毛澤東和他的第一位自由戀愛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長的一段時間。

  當他潛入鄉下時,毛澤東有很多問題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經在即?如果不是,還能說中國共產黨總是英明的嗎?

  党在城市道路上艱難地行進。党的總書記還是陳獨秀教授,他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致看不到農村道路的希望。那些從歐洲留學歸來的人,如李立三、劉少奇等也沒有認識到亞洲的革命應該與歐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國的無產階級人數太少,不足整個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國共產黨也還主要是知識分子的組織。很多活躍的工會會員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一詞的意思。

  再說,軍閥手中有槍,公然蔑視他們差不多是自取滅亡,勸導他們看來也是無濟於事——毛澤東在1922年12月曾與湖南省長據理力爭過。

  毛澤東沒有參加1922年7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這耐人尋味。當代表們在一起開會時,他早已在上海。他解釋過:「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很難相信在偌大一個上海他竟沒有一點關係。看來在1922年夏天毛澤東並未完全致力於黨的活動。

  他的熱情似乎受到壓抑。勞動工會曾是他的生命,為此他犧牲了自己的寫作,丟掉了在小學的教師職位,而且不得不逃離長沙。

  然而,城市的組織工作並不能發揮毛澤東的全部能力。他從沒在礦井或工廠幹過活,他熟悉土地卻不瞭解機器或工業生產。他也沒有去過歐洲,而那裡的無產階級通過起義掀起的世界革命異常活躍。

  由於某種原因,毛澤東不是太適應勞工運動,不像張國燾(一個地主的兒子,會講英語),李立三(曾留學法國)或劉少奇(曾留學蘇聯)那樣得心應手。

  他不像劉少奇那樣相信產業組織的發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樣自然導入社會主義之門。

  工資與勞動時間問題沒有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長沙那位新娘自殺或他父親對佃戶的貪婪那樣使他深感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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